1、工总司大会在一片混乱中开始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讲述工总司的成立这件文革史上的大事件。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1966年11月6日，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正式成立，并在当晚展开了他们的第一场“革命行动”，也就是抢夺汽油开着卡车，前去抢夺用于制作袖标的红布的行动。接下来，在7号那天，他们进行了第二次行动，抢夺了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档案室中的“黑材料”。接下来，在11月9日，工总司的成立大会正式召开，我们今天这一讲也会从这一幕开始。
1966年11月9日下午，在当时上海最大的室内会场文化广场，工总司的成立大会正式召开。从一开始，这场会议就显出了一种相当浓烈的“草台班子”气息。会议的原定开会时间是正午十二点，但由于那时到场的人不多，而且原定主持会议的潘国平竟然迟到了，因此大会的开会时间产生了严重推延，直到下午两点四十五分才正式开会，来到会场参会的人数有两万上下，其中大部分是造反派，也有一些保派人士。
在会议正式召开后，混乱几乎立刻就出现了。根据叶永烈所著的王洪文传记所述，当时的情形是：
“虽然海报上写着‘中午十二时正’开会，可是，拖拖拉拉，直到下午两点多，潘国平才跑到话筒前，宣布大会开始。
“潘国平的话音还在大厅里回荡，一群红卫兵便跳上了主席台，夺走了话筒。顿时，大厅里响起红卫兵的声音：‘潘国平是政治扒手！他冒充北京红卫兵，在外边招摇撞骗……’
“这一突然袭击，出乎潘国平的意料。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顿时象哑巴似的，竟答不上来。
“台下马上有人起哄，呼喊‘揪出政治扒手’，会场大乱。”
“王洪文坐在台上，吃了一惊，随即采取紧急措施：撤下潘国平，临时叫上海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充当大会执行主席。”
而根据工总司要员黄金海的回忆，之所以这次大会的召开时间拖延得这么晚，是另有原因的：
“大会原定12点开始。但由于曹荻秋迟迟没来，红卫兵帮助找寻未果，因此拖到下午两点钟王洪文才宣布成立大会正式开始。潘国平宣读了‘工总司’《宣言》。还没念完，台左面冲上一个20多岁的女青年，说‘潘国平是政治扒手’，讲潘国平根本不是工人，而是首都红卫兵，曾看到过他在街上参加大辩论，臂上戴红卫兵袖章，所以大会是北京红卫兵操纵的。此时出现一阵骚乱，有百余人冲到台上，抢话筒。又有人揭发潘国平是黑五类。潘国平的单位玻璃机械厂也冲上来许多人反驳，证明潘是工人，不是首都红卫兵，是复员军人，不是黑五类。顿时台上一片混乱。在危急时刻，我组织了十几个人将王洪文围在当中，使他能拿着话筒讲话。这时台下冲上来一个高个子（他是上海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说一口天津话），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口号没人不服，也没人敢不跟，台上台下一片呼应，这才使现场秩序稳定下来。王洪文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正式成立。”（见黄金海：《十年非梦》第四章）
可见，黄金海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之所以这次会议召开得很迟，是因为上海市长曹荻秋没有到场，而造反派们希望他参加这次大会。那么，当时上海市当局对这次会议有着怎样的态度呢？黄金海的另一段回忆中也有描述。他表示，在11月8日那天，有几个上海和北京红卫兵来到了上海市委的所在地康平路：
“目的是想请市委参加成立大会，讲几句话给予支持，反映了当时虽然对市委压制群众不满，内心还是承认市委是党的领导的心态。否则根本无需市委参加。
“曹荻秋决定不参加十一月九日大会的消息，当天下午我们才知道的。上午还有消息说曹来参加大会，大家非常高兴。故大会一直等到下午……当时我们尽管在文革开始阶段受压制，但大家对中共上海市委还是信任的，希望市委参加、支持。否则要请曹来干什么？”
可见，根据黄金海的说法，直到召开大会的时候，工总司还对上海市当局有一定的合作想法，但曹荻秋没有出面表示支持。
二、大会在混乱中进行
总之，在曹荻秋没有到场以及其他诸多原因的合力作用下，工总司的成立大会拖了很久才终于召开，而且在召开之后会场一度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中。而在会议组织者通过喊膜拜毛泽东的政治口号稳住局势后，会议才得以继续召开下去。黄金海的回忆录中对接下来发生的事记述道：
“王洪文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正式成立后，按计划有十几个人发言控诉上海市委。铁路装卸机械厂的蒋周法在控诉受迫害情况时泣不成声，只好由该厂谢鹏飞补充揭发。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揭发上海市委搞假标兵‘红雷小组’。在十七棉控诉市委工作队镇压群众后，台上又有人捣乱，其余的发言没能继续下去。会议大约开了两个多小时。中间我的老胃病又犯了，疼得厉害，天下着小雨，我仅穿着工作服，又冷又疼，就到后台休息了一会儿。
“其实参加大会的不仅仅是造反派，还有许多在单位里跟着党委围攻群众的保守派。不少干部也来参加，摸摸动向，甚至工作队也有人参加。上海最早的红卫兵保守组织‘上海红卫兵总部’也派不少人来参加。会场上多次出现骚乱，同这些人预谋破坏有直接关系。会议其间曹荻秋一直没找到。不知从哪儿请来了张文豹，据说是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大家要他讲话，他说我不能代表市委，也不能表态。一听这话，台下哄起来，叫他滚下去！”
黄金海的回忆录中提到的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造反派控诉的问题，就是此前该厂以私刑殴打、关押造反派一事。至于他所提到的假标兵“红雷小组”，则是一个由上海市委所树立的典型。在文革前，上海市委为了搞政治宣传，曾把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八个青年组成的红雷小组树立成了一个模范，说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一年多时间里，攻下了一座新型合成纤维的堡垒”。不过，根据造反派的调查，这个小组被宣传的各种事迹有不少虚假的地方，而这也就成了他们向上海市委发起进攻的利器。
三、大会甚至在混乱中结束
事实上，这场大会不但在开幕的时候就一片混乱，而且在大会方短暂地将局势控制住之后，又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中。根据文革史学者李逊的研究，事实上在大会上真正做了发言的人，只有工总司的头头叶昌明、谢鹏飞以及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造反队的代表，而原本准备在大会上发言的人多达七八个，会场上的情形是“台上、台下展开辩论，一片混乱”，甚至连王洪文本人都没能成功发言。当时，掌管着现场话筒的张宝林曾把话筒递给王洪文，其后“王洪文接过话筒，没说上几句，又有人冲破纠察队，跳上主席台，一把揪住王洪文。是国棉十七厂的工人，揭发王洪文是‘政治扒手’。还是张宝林，用带领高呼口号的办法，勉强稳住了秩序，宣布了工总司的成立。王洪文以后对此回忆说：‘开始宣布工总司成立大会，几句话后就发言。发言还未完，大会就被冲散了。这个大会计划开两个小时，实际开会半小时也没有，各派就开始辩论，抢话筒的时间多。’”（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I》，页295）
总而言之，在一片乱哄哄中，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就这样结束了。这场大会不但没有得到上海市当局方面的任何支持，而且甚至也绝不是一次所谓“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事实上，在会议进行期间，工总司曾经给上海市委打了很多次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回应。这样，举行这次大会的造反派们就处在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如果任由大会就这样乱哄哄地结束，那么回到各自工厂的造反派们将很容易被当局各个击破。在这个相当关键的时候，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对工总司的成立有决定性作用的包炮对王洪文说：“人不能散，到市委请愿去！”于是王洪文就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号召全体与会者集体前往市委请愿。工总司的另一个头头戴祖祥则扛起了工总司的大旗，在主席台上大呼道：“市委领导不来，我们道市委去，要曹老头接见！”于是，数以千计的造反派就离开了会场，向市委方向走去。这时，时间已经来到了夜晚。
事实上，这些造反派的这次请愿活动，将会在接下来引爆一场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就是文革史上著名的安亭事件。这起事件在重要性上，足可以被称为是文革中的节点性事件，它促成了中共高层的中央文革对工人造反派的承认，从而为造反派在其后的大规模夺权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而关于这场曲折、复杂程度宛如电影的安亭事件，我们从下一讲开始就会进行详细的分析。事实上，这场安亭事件不但是文革史上的重要节点性事件，也是工总司这个组织的重要事件。日后工总司的派系分合、斗争，也都与这次事件中发生的种种事情有关。关于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下一讲中将会进行详细讲述的内容了。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