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 第一百零八讲 北京“联动”的倒台

1、高干子弟红卫兵们“造反”了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发生在1966年11—12月间的上海《解放日报》事件。随着中央文革小组对上海造反派占领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的行为表示支持,中共上海市委的宣传机器实际上已被毛派攻陷,由老干部们支持的上海市委也即将迎来彻底的倒台。而与此同时,在北京,中共高干们的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展开了最后一搏,试图扭转整个局势。

让我们先从一个历史场景开始谈起吧。1966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的73岁生日。在这一天,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一场气氛十分狂热的大会。他们所进行的,是一个名叫“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组织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会。根据这次大会的亲历者林小仲的回忆,当时现场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中学时有幸参加过1966年12月26日大会。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为纪念毛泽东诞辰73周年,在北京展览馆集会,会议打出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旗号。进入会场,已感到火药味很浓。负责会议保卫的红卫兵如临大敌,在门口逐一审查。集会开始发言还正常,无非是向毛泽东表忠心之类的话。会议进行中,高高的剧场大厅飘落许多联动口号传单,一群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大喊:‘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造中央文革的反有理!’。顿时,全场沸腾了。几千名身着各式军装的红卫兵欢呼着、雀跃着。几千顶军帽腾空而起,在空中盘旋。上百面红旗在大厅挥舞着、呼啸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那惊天动地的呼喊声,至今仍回荡在耳畔。”(林小仲:《联动历史的断忆》,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2017年11月6日)

这个叫联动的组织,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激烈地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呢?事实上,这些人正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联动的核心组织,是老红卫兵的“海淀纠察队”、简称“海纠”。当时的海淀区有不少聚集着干部子弟的学校,包括101中学、八一中学、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等。“参加的学校有清华附中、师院附中、北大附中、石油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47中、育英学校等学校。城区的四中、五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师大一附中等学校也有人参加。”上述的这些学校中,干部子弟众多。可以说,这是一次北京的中共干部子弟们联合起来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的大会。

当时,随着造反派的崛起和“批判资反线”运动的展开,大批中共干部纷纷倒台。随着中共高层毛派越来越明确地表达对造反派的支持,由干部子弟组成、热衷于搞“血统论”疯狂迫害黑五类的老红卫兵们,正在变得日益边缘化。在文革初期,他们曾一度成为毛泽东用来制造“天下大乱”的工具。现在,随着“天下大乱”的局势已经成型,他们被抛弃了,他们的父母也被大批“打倒”。于是,这些被毛泽东先利用再抛弃的干部子弟们,为了夺回他们曾经的地位,便展开了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

2、红卫兵冲入中国公安部大吃粉肠

联动这一组织的首次出现,是在1966年11月27日。这一天,有一批骨干分子在北大附中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将老红卫兵组织“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联合起来,组织起一个“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这次会议后,他们发布了联动的宣言,在开头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并在宣言的正文中杀气腾腾地表示:“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如果把联动宣言中的这些文革式话语翻译一下,就会看出,他们的实际意思是说,所谓“天下与国家”实际上就是中共老干部及他们子女的天下与国家,而威胁到他们地位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让所谓的“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变色”。

1966年12月5日,联动成员来到北京街头,到处刷下大标语,内容包括 “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等等。最为夸张的,是北京工业学院学生邹建平等人爬上了北京西直门的城墙,刷下了一条竟有几十米高的标语,上面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接下来采取的“革命行动”,就是非常著名的“六冲公安部”。在1966年12月16日、12月28日、12月31日、1967年1月6日、1月7日、1月11日,联动六次冲击了位于北京的中国公安部,高呼“火烧谢富治”、“油煎江青”、“打倒三司”、“刘少奇万岁”等口号,还放出话来,说要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开车撞死,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个要员戚本禹干部级别不够,“算老几?”

联动为什么要冲击公安部?原来,这时的公安部已经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抓捕了联动的成员。后来,造反派方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罪行》。虽然这是一篇联动对立方写下的东西,其中的内容无法认定没有夸大之处。但在这里,还是需要展示其中的一段。

这篇文章谈到联动第四次冲击公安部时,这样写道:

“1月6日晚上11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暴徒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有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拱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XXX,公安部的猪肉真好吃’......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地夹着尾巴仓皇逃遁。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

事实上,联动冲进中国公安部吃肉这件事还有其它记录。联动第一次冲击公安部事件的亲历者马小冈,也曾谈到联动成员在公安部内吃了粉肠的事,表示当时公安部调集了部队,将闯入公安部的联动成员困在里面。尽管被围者得到了他们在外面的同一阵营人员传递的馒头,“但是人多馒头少不够吃,在里面的钟锦屏等人冲进公安部食堂,发现那里居然有粉肠(那时的粉肠算是奢侈品),于是众人开了一次洋荤。”(《马小冈:我所知道的“联动”六冲公安部》,载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

总之,联动曾冲进中国公安部吃了里面的肉食,当是确有其事的。不过,无论他们怎么做,实际上都已经无法逃脱被毛泽东抛弃的命运了。

3、毛泽东对联动的真实态度

在联动冲击公安部的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表示:“这些头头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要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改造。”站在毛派一边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则在1967年1月17日表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他在这里所谈到的西安红色恐怖队也是一个高干子弟老红卫兵组织,对北京的老红卫兵十分支持。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表示“在学校中不许成立反动组织,象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这样,那些曾被毛泽东号召起来的老红卫兵,就成了“反动组织”,大批被捕,被投入监狱的中共高干子弟包括董必武之子董良翮、薄一波之子薄熙成、陈士榘之子陈人康等人。

尽管这些联动老红卫兵中的许多人,都曾在“恐怖的红八月”中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杀人、打人、掠夺罪行,但实际上,对于这些中共“自己的子弟”,毛泽东的打击并不真的有多严厉——这和他后来对造反派大开杀戒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1967年4月,北大附中老红卫兵彭小蒙给毛泽东送了一封血书,请他“原谅”所谓“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年轻人。”毛泽东对此表示:“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要求将所有被关押的联动成员释放。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被关押的联动成员,随后将他们释放。于是,这些中共高干子女,就被毛泽东轻易地释放了,他们在“恐怖的红八月”中犯下的种种罪行,也没有得到什么追究。而我们在之后将会反复谈到,大量造反派中的平民子弟,在日后却被毛泽东联同军队和老干部成批屠杀、重判——这就是毛泽东所谓“大民主”的真相!

就在北京的联动倒台的同时,在上海也发生了爆炸性的局势变化——中共上海市委在造反派的冲击下,倒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