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造反派占领《解放日报》社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毛泽东将文革向工厂推进的决心，以及他通过与老干部们斗法而达到这一目的的经过。事实上。在毛泽东完全达成这一点之前，上海的局势发展就已经走入了一个新阶段。在1966年11月29日这天，起源于上海复旦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的成员冲进了《解放日报》社，要求该报社将“红革会”参与开办的刊物《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遭到了拒绝，而这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街头对峙。今天这一讲，我们就会详细回顾这一事件。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可以说是中共在上海的官方喉舌。在文革爆发之后，它自然也成为了毛派们的争夺目标。1966年11月25日，在江青的授意下，来到上海的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召开了上海红革会与外地来沪红卫兵的联席会议，并在《红卫战报》第9期上联名发布了一篇文章，在其中说《解放日报》是推行中共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忠实工具”。
11月27日，红革会要求上海市当局和《解放日报》社将《解放日报》和《红卫日报》第9期夹在一起发行，遭到了拒绝。于是，在11月29日这天深夜，就有红革会的两三百个人闯入了《解放日报》社，当面要求将《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解放日报》必须全文转载《红卫战报》第9期上指责它是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并且要把所谓“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问题”和“市委对报社的指示”都告诉红革会。他们的这些要求，作为中共上海当局官方喉舌的《解放日报》自然是不会同意。根据这一事件的亲历者赵元三所写的回忆文章，当时报社的中共党委代表与红卫兵们进行了谈判，并向上级进行了情况汇报：
“报社党委谈判代表一面继续与红卫兵谈判代表周旋，一边派人溜到有直线和红机（保密机）的房间，与（中共《解放日报》党委书记）马达秘密联系。马达感到事态严重了，在秘密地点又向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做了汇报。陈丕显与曹荻秋商议后，叫秘书避开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做了请示。一个月后就被毛泽东、周恩来赶下台去的陶铸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与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解放日报》就是停刊一个月，也不能同《红卫战报》一起发行’。陈、曹坚决地执行了陶铸指示。
“30日凌晨一时，陶铸的指示，陈、曹的意旨，通过马达传达到报社党委谈判代表耳中。党委坚决地回绝了红卫兵的要求，谈判到此宣告结束。报社内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神秘莫测、将要发生大地震的味道。”
可见，力图对文革的政治运动加以限制的老干部陶铸，在《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试图踩刹车、维持原有秩序。正是因为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陶铸以及中共上海市当局的支持，《解放日报》社才有了坚决回绝红卫兵要求的勇气。于是，红革会就决定升级事态。1966年10月30日凌晨，更多红卫兵进入了《解放日报》社。根据赵元三的回忆文章，当时的情形是：
“一队红卫兵，约五十余人，排着整齐行列，由汉口路274号报社大门进入。进入报社后，把印报车间大门，沿马路的发报间门洞、供卡车进出的弄堂的大门封锁起来。这样，即将开机印刷的11月30日的《解放日报》就不能装上邮车，也不能运送到市内、市外去了。”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越来越多的造反派陆续对进驻《解放日报》社的红革会进行了增援，大名鼎鼎的工人造反派组织、由王洪文担任负责人的工总司也参与了这件事。赵元三的文章当中，讲述了当时《解放日报》社当中的热闹景象：
“从11月30日早晨八时起，不断有小股‘红革会’红卫兵和‘工总司’属下的工人造反队员进入报社。但数量不多。当获悉赤卫队总部准备发起内外结合的总攻时，‘工总司’和‘红革会’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增援行动。
“12月2日深夜至3日凌晨，‘工总司’调来大批工人造反队员，还有‘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等京沪红卫兵造反组织，约有五六百人，冲破赤卫队的薄弱的封锁线，进入报社。报社内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总数激增至1000余人，超过了解放日报社全体职工的数量。这就使报社食堂的伙食供应增加了一倍多的任务。再加大楼被封锁进出，蔬菜运不进，所以，除保证每人每天三顿米、面主食外，八天九夜的蔬菜很少，只好以咸鱼唱主角了。”
二、《解放日报》社的攻防战
《解放日报》社事件引爆后，不但反对上海市当局的造反派们大规模动员了起来，工厂中听命于上海市当局的组织“赤卫队”也闻风而动，展开了动员。“赤卫队”的全称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成立于1966年11月23日，号称其人数多达80万，从表面上看也是一种文革“群众组织”，但它的背后拥有上海市当局的全力支持，其政治主张也是力保上海市委。在《解放日报》社事件爆发之后，赤卫队方面发表了四点声明，强硬地宣布说：
1、《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
2、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红革会”应尽快撤出解放日报社；
3、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与“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
4、“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总之，赤卫队的声明展现了完全和造反派对立的姿态。随着保造双方都亮明立场，双方也将“批判的武器”转化成了“武器的批判”。当时，有数以十万计的两派人员及看热闹的人涌到了《解放日报》社附近，保造两派围绕着《解放日报》社展开了激烈的攻防。作为亲历者的赵元三，在他的回忆文章中用详细的笔触记录下了当时保造双方的激烈攻防情况：
“外面的赤卫队和一部分群众，要攻进汉口路274号和286号两座连体大楼，把占据大楼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赶出去，恢复《解放日报》的发行。而大楼里的‘火线指挥部’则是指挥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守住大楼，阻止《解放日报》发行，直至市委答应要求为止。
“外面想从哪些途径攻进来呢？一是门，二是窗，三是顶。里面则针锋相对，守门、守窗、守顶……这些门，在11月30日红卫兵进驻当日就都防守起来了。但防守不严。12月1日中午一点钟左右，286号门一度被冲开，人群直往里涌，朝楼梯上冲。好不容易才重新封堵起来，并把冲进来的人劝说或推了出去。2日，又发生赤卫队用卡车上的又厚又重的跳板冲击274号门的激烈的攻防之战。工人造反队用竹竿从二楼窗口反击进攻者，迫使他们中止了攻门行动。‘火线指挥部’总结了两天的教训，加固门防的工事，把防汛用的器材翻出来，加固门防。有很厚的木板、顶梁柱，还有沙袋。另外，还预防万一人群冲进来，开启消防龙头去冲进入者。窗的攻守战，主要在二层和三层窗口展开。工人赤卫队多次用长梯架到报社汉口路朝南房间的窗口，试图破窗而入。有两次，红卫兵把长梯推翻，使长梯带人倒向马路南侧去了。工人赤卫队用的武器是多种多样的，铁棍、木棒、铁锹、杠棒等等。而楼内红卫兵的武器则是工人撬滚筒纸（新闻纸）用的带小弯的铁棒，还有一些钢筋、铁条，再就是各办公室都有的扫帚了。新来的工人造反队员中有几个是复员军人，他们经过军事训练，有些战斗知识。他们提出要控制制高点——楼顶。286号楼顶有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平台，他们说这里必须日夜设观察哨，观察大楼四周、马路动静，特别是要注意从其他民房向报社大楼发起的偷袭或进攻。因为报社大楼西、北两面都是同民房相连的。”
（相关引文，见赵元三：《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华夏文摘增刊第八一六期，2011年9月26日出版）
这段记录，可谓描绘得异常生动形象，详细地向我们展示了文革前期的武斗是如何进行的。
三、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
这场激烈的武斗，在造反派占领《解放日报》社后的八天九夜里每天都在进行，虽然没有造成人死亡，但有不少人受伤。在整个上海市，这一事件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自1949年中共占领上海以来，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居然一连很多天都没有发行，这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不少上海民众都意识到，这场文革运动与此前的政治运动相比有所不同，它的波及范围将会极为地广泛和深入。
而就在这场激烈的武斗进行的时候，造反派们也在上海进行了揪斗干部的行动，在12月3日绑架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副市长李干成和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当保派冲击造反派设在报社大门的工事，将一张乒乓球桌撞破时，造反派就把蒋文焕推出去堵缺口，使蒋文焕饱受折磨，休克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表态，表示支持红革会与工总司的这次行动。12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市委发出文件，表示对造反派的行动总的方面要支持，至于《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欢迎”。这样，中共上海市委便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压力下与造反派谈判，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要求得到满足的造反派随之在12月9日撤离了报社。
这时，距离中共上海市委的倒台，已经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