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表示自己要和林彪“重上井冈山”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讲到了文革中知名的事件二月逆流发生的经过，讲到了1967年1、2月间军队杀戮造反派的多起事件，尤其是发生在这年2月23日的青海西宁大屠杀，以及中共老军头和副总理们对毛派猛烈攻击的“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事件。今天的这一讲，我们就将继续讲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上回说到，当时的中国副总理谭震林在1967年2月16日参与了“大闹怀仁堂”之后，又在2月1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痛骂中央文革的信，结果这封信被林彪转交给了毛泽东。2月18日，毛泽东开始出手了。这一天，他召见了林彪的妻子叶群，极为愤怒地说道：
“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岗山，重新开始。”
毛泽东所说的这些话，一是对外透露一个信号，那就是他为了把文革推进下去，不惜要和那些发动二月逆流的老军头、老干部打一场内战，从而达到对这些人进行恐吓的效果；二是对林彪的忠诚度进行测试。叶群听到毛泽东的这些话后，忙不迭地帮林彪向毛泽东表起了忠心，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
对叶群的表态非常满意的毛泽东接着说道：
“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今后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由你来参加，回去以后把会议情况向林彪同志汇报。”
这样，林彪一家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他的妻子叶群也成为了所谓能够“通天”的人物。
接下来，在2月18日这天的深夜，毛泽东亲自召集了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等人开会。体弱的林彪由于正在生病，因此让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参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极为愤怒地威胁道：
“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嫌不够，把王明、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块来吧！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泽东还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二、“二月逆流”被毛泽东打了下去
在毛泽东公开放出这番威胁之后，那些“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的中共老帅和副总理们可以说“老实”了不少，但仍有能量进行顶风作案。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讲过，在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针对造反派发动了西宁大屠杀后，叶剑英曾在电话中对赵永夫表示强力的支持。不过，他的这种“小动作”已经是无法防止政局的巨大变化了。
在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毛泽东的指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七次召开了批判参与"二月逆流"的中共老军头和副总理们的会议,毛派干将康生在会上气势汹汹地说道:"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这是十一中全会后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政变的预演,是资本主义 复辟的预演!"
另一方面，在二二三事件即西宁大屠杀发生后的不久，中央文革小组接到了大量的民众来信和上访，包括从青海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以及学生家长，甚至收到过血书。在这之后，毛泽东和林彪在3月11日下令对西宁事件进行调查，证明了军队的大屠杀行为。3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由此前被赵永夫软禁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刘贤权负责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刘贤权的上级、站在毛派一边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派人协助，宣布青海造反派818为“革命群众组织”、赵永夫应该为二二三事件负责、对这次屠杀中的死者恢复名誉和给予抚恤、对伤者提供医疗、将被捕者一律释放、将被打成所谓“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赵永夫则被押送到北京进行审查，他的妻子凌勤元遭到了猛烈的批斗，在1967年5月21日在奔驰的火车上跳入铁轨身亡，另有青海省长王昭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此外，青海的保派组织“捍卫队”的骨干分子也遭到了大规模的清算和报复。直到十年文革结束后，赵永夫才在叶剑英的主导之下获得所谓的“平反”。
接着，在1967年4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文件《军委十条》，其中对造反派进一步大开绿灯，较为重要的内容有如下几条：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 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 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槪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三、毛泽东对文革运动进行刹车
这样，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发动了“二月逆流”的那批中共元老们看上去是溃不成军了。然而，对于文革到底该怎么搞的问题，毛泽东其实又并没有他在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激进。在此前后，他在把“二月逆流”打下去的同时，又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如前所述，在一月风暴之后，夺权的上海造反派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在上海造反派成功夺权之后，他们模仿着巴黎公社的做法，有不少工厂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社会实验，按照巴黎公社的选举方式，建立了小组、车间、科室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其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比如“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而且还“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姚文元在给中共中央的简报当中还曾谈到，在上海的夺权当中，“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对于这种彻底取消官僚机构的做法，毛泽东一开始很是支持，曾在1967年1月16日表示：“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然而，随着二月逆流愈演愈烈，毛泽东又在2月12日把张春桥、姚文元叫到北京，对他们发表了一番强硬的谈话说：
“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呢？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它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甭管叫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还是叫一贯道……
“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的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也还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吧！是不是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你们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还叫上海人民公社，优点是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缺点是全国只你们一家，不是很孤立吗？《人民日报》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会发生上面一系列的问题。你们回去以后和大家商量一下，如果一定要叫，就叫是了。总之，既不要挫伤上海人民的热情，又不要影响大体。”
毛泽东还提到：
“最近，国务院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材料，一个市委机关造反总部向国务院发了一个通令，要求取消一切‘长’。里面不少话是错误的。如‘历来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我看将来也还是要这样。‘带长的历来骑在党和人民的头上。’林彪同志是国防部长，他也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这是反动的。”
得知了毛泽东的这番意思之后，张春桥、姚文元赶紧对上海的“革命浪潮”进行“降温”，取消了上海人民公社，在2月23日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由张春桥担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担任副主任。第二天，张春桥在上海文化革命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专门对毛泽东的这番转变做了一个共产党式“辩证法”的说明：
“我们的理解是，毛主席在这里指明了十七年来，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而不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那无产阶级专政下又为什么还要革命呢？毛主席解释说：‘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有一部分被篡夺了。’毛主席的话是辩证法的，先肯定了整体、后否定了局部。”
张春桥所表达出来的是说，在毛泽东看来，文革并非是要彻底砸烂旧的中共政权机器，实际上只是将其中一部分所谓“被篡夺”的拿到毛派手中，也就是对政权机器进行一种“改良”。总之，在1967年2月，毛泽东对文革进行了一次紧急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