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队“支左”与镇压造反派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1967年1月发生于上海的一月风暴。在这次事件当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指挥的上海造反派正式打垮了他们的宿敌上海市委，夺取了上海的政权。上海的夺权事件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夺权的浪潮，山西、陕西、黑龙江、贵州、山东等地也纷纷发生了造反派夺权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干部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很快，一批与中共治下各地党政系统干部关系密切的军队干部就对造反派发起了反击，由此引发了文革一场中共军队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的浪潮。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随着造反派大规模动员起来夺权后，军队的角色应当是为造反派的夺权保驾护航。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下达了要求军队“支左”，也就是支援造反派的命令，表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援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援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律作废。
然而，与毛泽东的设想相悖的是，在许多地方，当地的军头们早已与党政干部休戚与共。这道命令下达之后，大量军队干部的反应并非是支援造反派，反而是站在保派一边对造反派展开大规模的镇压。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首次发生了军队向造反派开枪的事情。当时，石河子城内的保造两派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当地驻军直接开枪、投掷手榴弹，造成了26人死亡、79人受伤的血案。在这之后，军队对造反派的镇压活动就如燎原之势一般全面铺开。在四川，军队大举出动，逮捕了超过10万人，致使成都的监狱爆满，只能把寺庙改造成监狱来关押人；在四川万县，也发生了军队开枪射杀造反派的事，在2月22日当天，有24人被军队开枪打死。在湖南，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被定性成了“反动组织”，也有超过10万人被捕；在河南，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遭到了大规模镇压，有数以千计的人被当地军队逮捕，在开封也发生了军队开枪的事件……以上的种种事件，只是军队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的一些代表性例子，这些事件被统称为“二月镇反”。而其中最为血腥的一幕，则发生在青海。
二、青海二二三事件：军队屠杀民众
在1967年初时，青海形成了两大文革“群众组织”互相对立的情况。其中，保省委的一派名叫“捍卫队”，其中多有党团干部，属于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造省委反的一派则名叫“818红卫战斗队”，成员多为学生和下层职工。随着两派群众组织的分裂，当地省军区也出现了分裂，省军区司令刘贤权站到了毛派一边、拥护造反派，副司令赵永夫及大部分军队干部反对造反派。在此背景下，省军区干部们自己组织了保派团体“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由赵永夫担任顾问，并发动兵变软禁了刘贤权，切断他的对外电话联络，在他住所的门口派出军人站岗。充满戏剧性的是，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成功地逃到了兰州，将求救电报藏在裤子里，向中共中央军委求援，却没有得到回应。在此情况下，造反派818号召军队展开造反，宣布说：“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听他的指挥，还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这样，局势就变得更为紧张了。
1967年1月29日，在串联到青海的北京红三司成员的配合下，818在青海省会西宁夺取了省委、省人大的权，占领了青海日报社。2月14日，赵永夫决定军管《青海日报》社，派人强冲报社，结果被造反派打退。2月15日，保派捍卫队上街游行，要求军队实施军管。2月19日，818上街针锋相对地举行了反军管游行，与捍卫队在《青海日报》社门口展开冲突，开车轧死了一名捍卫队成员。20到21日两天，捍卫队抬着那位死者的尸体在西宁城内展开大游行，打砸818的办事处。这样，双方的矛盾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2月22日，赵永夫正式下令武力军管青海日报社，并放出狂言说：“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吃素的吗？”2月23上午8时，西宁全城戒严，赵永夫调集了十三个连的军队团团包围了2000名造反派坚守的青海日报社，造反派则在报社内持续播放广播。11时10分，军队枪击了造反派的广播喇叭。下午2时，军队正式展开武力镇压，在赵永夫设为指挥所的一间宾馆及青海日报社后门的桥头先后发射了信号弹，一时之间枪声大作。军队一边屠杀一边推进，短短十几分钟就造成了169人死亡、178人受伤，以不对等的武力迅速控制了青海日报社。据一名亲历者回忆，在枪声停止后，屠杀现场的情形是这样的:
“为了了解确切情况，枪声一停，我便随着人流抄小路（小西门的城墙缺口）涌到报社印刷厂附近，这里正是多日来两军对垒的地方。我踮脚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排排尸首倒卧在血泊之中，沾满血迹和尘埃的衣服、鞋、帽，散落得到处都是，有的挂在树梢上，有的飞到低矮的屋顶上。可以想见那些手无寸铁的‘造反派’，一旦看到子弹真的向自己射来时，是如何地惊慌失措。我万没想到和平时期斗争竟会如此残酷！”
军队占领了报社后，又冲进了造反派控制的学校，枪杀了多名学生。随后而来的，则是青海的军警及保派成员针对造反派和民众的大规模所谓“群众专政”，各单位纷纷滥用私刑，实施大规模政治迫害，有10157人遭到监禁迫害，其中被逮捕的有4131人，有的受到捆绑、吊打、灌凉水等各种残酷手法的折磨。这就是著名的青海二二三大屠杀。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屠杀发生的1967年2月23日当天下午，赵永夫致电了中共中央军委，与副主席叶剑英通了电话。叶剑英听了赵永夫的汇报后说道：“你们打得好……对反革命分子要彻底查清，坚决打掉。今晚会不会有反复？”赵永夫则答说：“今晚不会有反复！”可见，叶剑英的态度极其坚决和强硬。
三、“大闹京西宾馆”与“大闹怀仁堂”
事实上，中共军队高干对文革的不满在这时已经全面爆发了出来。1967年1月19—20日，北京爆发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中共所谓“老帅”在京西宾馆举行的会议上大骂中央文革小组，愤怒的叶剑英大力拍着桌子，把手骨都拍伤了。2月16日，在周恩来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中共的“老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和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火力全开，对中央文革小组展开了极为猛烈的抨击。当时，会场上的火药味十足，以下是2月16日会议上发生的情形：
谭震林说：“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咧！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地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抓，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血统论来反对反动血统论。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谭震林则是越说越激动，表示“我不该早年参加革命，我不该很早入党，不该活六十岁。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则提到了延安整风的历史，说道：“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了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
在这次会议上，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毛派骨干收集着这些“老帅”和副总理们的反应，将会场上发生的情况用报告的形式写给了毛泽东。当时，谭震林因为情绪激动，曾一度要退出会场，被周恩来叫了回来。事后，见风使舵的周恩来赶忙在毛派们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补了一小段内容，谈到了他自己叫谭震林回来开会的事。得知怀仁堂发生的事情后，毛泽东极为震怒。2月17日，仍感到极为愤怒的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痛骂了中央文革小组表示他们手段毒辣是中共党内没有过的，许多高级干部被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中共这个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谭震林的信里还这样说道说：“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心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而林彪在收到这封信之后，也忙不迭地把它交给了毛泽东。
这样，毛泽东虽然没有亲临这些“老帅”和副总理们“大闹怀仁堂”的现场，但对那里发生的一举一动都相当清楚。很快，毛泽东就会直接出手与他们过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