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亭事件的爆发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在一片混乱中召开、进行、结束的情况。由于这场大会没有得到中共上海市委方面的支持，因此工总司的造反派们在当天晚上决定向上海市委请愿，要求市领导接见。随着数以千计的造反派离开成立大会的会场，向市委方向进发，历史快速地向下一步演进了。
当天晚上九点钟，在位于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大楼门前，工总司安装了扩音喇叭，要求上海市长兼市委书记曹荻秋在10点半出来接见他们。这些造反派们高唱着当时的种种“革命歌曲”，朗读着毛语录，呼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毛主席万岁”等口号，但一直到10点40分也不见曹荻秋的踪影。后来，有个市委工作人员出来，告诉造反派们应该去上海展览馆的友谊电影院，然而他们到了那里以后一直等到凌晨两点，还是没有见到曹荻秋，只见到了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张祺。张祺官威很大，对造反派们强硬地表示“你们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十六条》没允许工人成立全市性的组织”。这时，现场发生了意外的一幕，有个红卫兵用喇叭呼喊着说“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还有人用喇叭说“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周总理来电话说，曹荻秋不接见你们上海工人造反派，我接见！”这个所谓的周恩来来电自然是子虚乌有的，但王洪文在这时抓住了救命稻草，决定冒险一搏，也就是带着造反派们劫持火车，去北京上访！
1966年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要员戴祖祥、王秀珍首先带着上千人来到了上海北站，挤上了准备开往北京的626次列车。接着，王洪文、潘国平、谢鹏飞、包炮等人又另外带着一批人数上千的人，挤上了计划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然而，在10号白天，626次火车和602次火车在当局的指令下，分别被截停在了南京火车站和离上海不远的安亭火车站。有明确记录显示，王洪文乘坐的602次火车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命令下被截停的。在602次火车被截停在安亭后，又有从上海步行出发的数百名造反派抵达安亭，与王洪文一行会合。
这样一来，造反派们就处在了进退不得的尴尬境地。为了让火车恢复行驶，王洪文所率的被困在安亭的造反派们，在10日中午直接截停了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第14次特快列车，由此引发了沪宁铁路全线停车长达31小时34分钟的重大事件——安亭虽然是一座小站，但却是火车往返上海、南京之间的必经之地。随着一列火车被截停，其它火车也只能停下来，在铁路上动弹不得。
二、在安亭的造反派们面临当头一棒
到了这一步，王洪文以及所有被困在安亭的造反派们，实际上正在进行一次政治赌博。如果他们拦停火车、造成沪宁线中断的行为不被中央文革认可，那么他们分分钟就会统统都被打上“反革命”的罪名，从此万劫不复。在紧张的情绪中，安亭的造反派们在11月11日中午收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来的电报，其中的内容对造反派们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电报里这么说道：
“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在这份电报里，陈伯达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大道理”“小道理”的说法。这个说法来自毛泽东在1937年7月写的一篇有关对日作战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在这里，陈伯达把毛泽东的这段话用到了所谓“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上，表示跟“抓革命”比起来，“促生产”也就是造反派工人们回到工厂里去才是那个“大道理”。而按照中共常见的做法，一旦这些工人们分散地回到各自的工厂中，等待着他们的就将是各个击破式的秋后算账了。更令他们非常不安的是，这封电报是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发出的。看上去，似乎就连中央文革也并不支持这些工人造反派。
三、张春桥的抉择
不过，陈伯达的电报也给了困在安亭的造反派们一丝希望，那就是其中提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会去和他们当面商量，这就表示事情还有一点转圜、谈判的余地。11月11日晚上10时左右，张春桥乘飞机抵达了上海虹桥机场，接着他又在午夜12时左右乘车来到安亭，随后与王洪文、潘国平、谢鹏飞、包炮等人展开谈判。根据谢鹏飞的回忆，张春桥的态度一开始十分强硬，用训斥的口吻说道：
“你们这样离开生产岗位，拦截火车，是犯罪，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果按中央以前的规定，光凭你们破坏交通命脉，就够杀头了。现在你们给我回上海，叫工人统统回上海，今天商量的是回去不回去的问题，有什么事，到上海再说。”
根据学者叶永烈所著的《王洪文传》这本书中的说法，在这次谈判中，主要与张春桥对话的人是潘国平，王洪文是“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包炮则是“偶尔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然而，文革史学者李逊所作的上海文革史专著《革命造反年代》这本书引用了工总司要员谢鹏飞的回忆，指出当时随着张春桥说出了训斥的话，“王洪文被训得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反驳。潘国平当场哭了，王洪文也掉眼泪。只有红卫兵对张春桥的斥责不买账”（见该书第一册第344页）。红三司的包炮更是对张春桥进行直接的反驳，指出张春桥在北京坚决支持当地红卫兵，是所谓“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是“怎么到了上海就完全变样了？就来压制上海的工人运动了？”尽管遇到了这样的反驳，但张春桥仍然坚持己见，要求王洪文、潘国平先答应把工人带回上海去。经过这样一番唇枪舌战，王洪文、潘国平还是听从了张春桥的意思，在11月12日动员造反派工人们回到上海去。当时，张春桥也听了被困在安亭的工人们所讲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困在安亭的造反派们在当天下午全部撤离安亭，大部分都乘坐大客车回到了上海。
接着，在11月13日这天，张春桥在没有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首肯的情况下，就在上海文化广场接受了工总司方面提出的五条诉求，在上面签了字。这份由张春桥签字同意的工总司诉求共有五条，它的内容是：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
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在这次签字后，工总司还有两拨人马尚未和张春桥谈好，其中一拨是如前所述被困在南京、由戴祖祥、王秀珍带队的上千人；另一拨是本来随着王洪文在安亭、在张春桥到达安亭后坚持不愿意回上海的工人，谢鹏飞在这一拨人里，他们推举了上海纸浆厂的工人耿金章为领袖，一路步行到了苏州。到了15日，张春桥来到苏州，同样用签字方式同意了他们的诉求。21日，此前被困在南京的那拨人得知另两拨人的诉求已经被同意，也主动回到了上海。在这之后，王洪文率领的那拨先被困在安亭，后来返回上海的人，将成为工总司的嫡系人马。行进到苏州和被困在南京的另两拨人，则将在日后逐步发展为工总司内部的另两大山头。
在这里，值得追问的问题是，毛泽东对这一切究竟怎么看呢？事实上，张春桥在11月13日于上海文化广场签字同意造反派的五项诉求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这意味着，毛泽东要真的把文革运动深入地扩展到产业工人当中去了。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