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過去數周所述,香港正走向大家漸感陌生的混亂世界。回歸二十一年以來,香港不論人權法治,還是社會措施都一路倒退,即使庫房充裕卻無助於改善施政,在在反映雙重權力失衡下,政府管治表現以及自治能力均每況愈下,甚至無藥可救。
香港內部的權力失衡,令特區政府肆意以維護公共秩序和國家安全之名,收窄表達自由的空間。由七一遊行的諸多限制到取締香港民族黨的決心,執政者除了借助惡法箝制公民權利,更罔顧法律也不按程序,大放厥詞,公開威嚇遊行市民必須從維園出發,否則當作非法集會。面對眾多違抗群眾,警方亦心知理虧,結果只好不了了之,但這種挑戰法治人權的可鄙心態,本身便令人髮指,而立法會在建制派把持下,根本無力制裁和追究,日後將是港人的心腹大患。
同樣,香港至今並無法律取締港獨言論,只要不涉及鼓吹武力推行港獨,都受國際人權法的保障。不過,政府明知力有不逮,卻虚張聲勢,大喊港獨違憲違法,意圖用聲勢叫停外國記者會主辦的港獨演講,結果不得要領。當局當然沒有檢控主辦者和講者,但這樣不按法理只求政治正確的胡亂叫囂,即使不能馬上得逞,卻代表政府已急不及待,遲早要以文字獄摧毀香港的核心價值,而理應監察政府的議會,在畸型政制下,社會上的少數成為議會的多數,只會是行政濫權的幫凶。
不過,特區政府以政治蓋過人權的強勢氣,遇上節節上升的樓市卻是束手無策,在地產霸權和鄉紳地主面前,更是千依百順的政治侏儒。地產商名下長期荒廢的大量農地不能碰,鄉紳不按規劃隨便改變用途的鄉郊棕地不能碰,大陸入市地產的資金不能碰,甚至連只得大約2,600個會員的粉嶺哥爾夫球場也不能碰,因為他們都有權有勢,是特首選舉的龐大票源,是捧林鄭月娥上台的重大力量,是北京一直借助的政經人物,他們隨時可以直接稟告北京,特區政府又豈敢輕舉妄動。
結果政府當然是不知所措,只好搞個土地供應大辯論拖延時間,但又怕群情洶湧,一發不可收拾,便急不及待提出費時失事的大規模填海計劃,並繼續高舉市場主導,亦即市民買樓為主的方法,來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完全超出港人的負擔能力,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可見,第一層的權力失衡源於衰敗的政治制度,權力都落在北京所倚重的小圈子權貴身上,令特區政府對無權的反對者強硬凌厲,對恃勢的政經權貴軟弱不堪。
若說沒有民意授權的政府只能柔軟對待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政權對北京當然更加不敢說不。特首既然由北京欽點產生,只能對主子感恩戴德,一切言聽計從,誓效犬馬之勞,即使有違「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國策原則,也只能一切認命,而這正是第二重權力失衡的要害所在。
首先,香港宏觀經濟願景被納入國家五年計劃之中,他的經濟角色和發展路向如何,只能聽命於中央,自此失去獨自思考自己經濟藍圖的權力。接着是不顧成本效益,也要加強中港兩地交通基礎建設的連結,其中近九百億元建成的高鐵,更罔顧《基本法》的限定,藉中國海關設於九龍總站之內,把中國法律延伸到香港領域。
再者,北京牽頭的大灣區發展計劃如箭在弦,香港被納入區域整合之中,成為一小時生活圈的一部分。它的如意算盤是,隨住區內各地人流往還增加,甚至易地而居,共享生活設施,香港的特色以至港人身份認同亦漸次減弱,最終與大陸各地混為一體。面對經濟、基建、區域三重融合之餘,特區政府也密密執行政治任務,由取消當選者議員資格、《國歌法》本地立法、取締香港民族黨、禁制港獨言論到國家安全立法,一步步靠近黨國體制的政治正確性。
儘管步步緊隨,在北京在港傳媒眼中,特區政府依然有失職之嫌。例如警方亂說不從維園出發的示威者等於參加非法集會,北京看來叫價更高,七一大遊行要禁絕才行。又當政府高層嚴詞批評港獨講者和主辦者,卻不敢言明取締港獨言論有何法律依據(因為無),北京傳媒卻直指必須依法追究,言下之意,特區政府未盡全力,需要繼續鞭策。
若果這代表北京對港政策,在第二層權力失衡下,香港眼前的亂局只是一個不祥的開始而已。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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