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於1984年生於日本的伊豆;2003年4月隻身到中國,其時正值"非典"(SARS)的高峰期時,他形容自己是從零開始在北京生活。加藤嘉一在於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修讀;2010年獲得碩士學位。他目前仍然在北京大學的朝鮮半島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他另一個身份是專欄作家及時政評論員,議論時政就仿如一位中日交流的民間大使。2008年5月,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日之前,便專門在北京大學接見了加藤。
有內地人曾經提出一個觀點:"世界上有兩條邏輯,一條叫邏輯,另一條叫中國邏輯。"這個觀點很明顯是嘲諷中國,認為中國的體制、價值觀、意識形態等,與西方發達國家格格不入。那麼,加藤嘉一要透過他的書,反映甚麼樣的中國邏輯?
加藤認為,強分"邏輯"與"中國邏輯"毫無理性,也沒有建設性,應該認真地探索如何與中國打交道。
在《中國的邏輯》一書裏,加藤從日常生活出發,以15個關鍵詞的邏輯,例如成功、服務、禮讓、零錢、文明等等解讀中國。他會問:
為什麼要把一個運動員的成敗看成全國上下的面子問題?
為什麼中國的體育活動是政治任務而並非為了強身健體?
為什麼"成功"的定義在中國只相等於有錢或有權勢?
為何商店的服務員會覺得沒有零錢找贖是顧客的問題?
中國的廁所為什麼都沒有廁紙供應?
為什麼在公共機構工作的公職人員,會認為食午飯比處理長長的排隊人龍更重要?
同一件事,加藤觀察中國人的處理方式和日本人的做法,從兩者的不同處理,剖析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人文等領域的現狀,論述直率,一針見血。
就以地鐵上下班繁忙時間的現象比較,北京地鐵滿是插隊、爭先恐後、擁擠上車,不讓人下車等,到過北京的朋友都一點不會陌生,加藤比較東京的地鐵,同樣是人山人海,卻是平靜地,各忙各的,互不干涉,就是人潮的高峰期,也是秩序井然。加藤認為,如果背後的邏輯是「以人為本」,思想是「和為貴」的話,問題自然可以解決。
加藤曾經帶北京的官員到訪日本,官員跟他在東京走了幾天後,總結經驗說:"禮讓原來是把內耗降低的有效工具。禮讓不是態度問題,更是利益問題。"
2009年,電視劇《蝸居》熱播,北京大學一項研究又以低收入的大學生聚居群稱為"蟻族";加藤觀察發現,像北京一樣的大城市,其誘惑令中國年青一代難以抗拒。縱使居住在又髒又亂的地方,也不會放棄在大城市獲得自己房子的期望。
在中國,還有另一個現象是日本人難以理解的,就是把婚與樓房掛鈎的邏輯。沒有房子,又豈能結婚,這個難題,困擾著不少中國年輕男性。加藤指出,在日本,沒有一個大學生畢業後就想到買房子的問題,也沒有日本女人會把房子作為擇偶標準。在中國,收入已經與房價失衡,中國人不單追求房子,更追求大房子,"大"和"多"已經成為中國人量度成敗的標準。加藤認為,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時,中國人還需要另一場觀念改革,把"從大"、"多量"改成走向"小化"、"輕量'等真正現代化的概念上。
加藤另一個難以理解的觀察是中國的戶籍問題。對日本人來說,戶口只是形式而已,對國民的現實生活,不會產生實際的影響;在中國,戶口與個人卻有著命運共同體的關係。出生於北京,還是貴州,身份是不一樣的;加藤覺得,戶口改革要達致戶口不等於身份,身份不等於自我認同的境界,再無分城市居民或者農民,中國才有真正平等的公民。
加藤對中國的觀察和看法,不知你又是否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