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不少新加坡人對有關法令的威力，仍是一知半解，直至最近一群沉默了廿四年，深受該法令傷害的人站出來，除了要求國家取消法令外，亦把當年他們無端被執法者捉，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關禁，兼在扣押期間被嚴刑迫供等事實，逐字紀錄下來，付梓印刷。若中國大陸境內聽眾翻閱這本書，知曉他們的經歷時，你會不難發現，所有的做法都有似曾相識之感。
今天要介紹一本滿有血淚的英文書，名叫That We May Dream Again，《也許我們可再夢》。雖然，這是一本薄薄的書，但卻令你看得呼吸沉重，因為書裏紀錄了7名於1987年是教會工作人員、律師、學生會代表、大學生及主婦等，突然間被新加坡政府捉，由開初指控他們是“共產黨員”，變成是“馬克斯主義者”，再變為“傾向馬克斯主義者”，之後，沒有經過任何法庭聆訊，分別囚禁了數月至三年不等。事實上，當時一夜間，被執法人員用破門入室，甚至由窗戶跳進單位內捉走的人共有16名。
我較早時出席一個他們舉行的小型私人聚會，但是，我需要遵守一個條件就是只能聆聽因為他們十分擔心新加坡政府會對他們秋後算帳，其中一位甚至被形容為“犯罪頭目”的人說：“那段日子迄今雖然已時隔二十多年，但是，它造成的傷害是你難以明白。我即使到今年，仍不能自制的要把門重覆上鎖數次，我方能夠感到心安。”
1987年，在教會一個專門關注海外勞工小組做統籌的C突然間被執法人闖進家裏捉走，之後被關在一個房間，執法人員先把房內的冷氣調校致冰凍，然後把他安排在出風位的位置坐下，廿四小時不停審問連續數天，期間，每當他拒絶回答時，便會被執法人員狠狠的往臉上摑，再不聽從，執法人員連環數腳踢向腹部，即使他吐出一地血，執法人員仍視若無睹。
嚴刑下，他終於“配合”，唸出執法人員要的供詞，心想可以休息，孰料，執法人員刻意在囚室的暗格裝有一個播音器，每當他入睡時，突然間會播放不同的聲音，令他不能入睡之餘，更要他慢慢產生幻覺。
另方面，政府跟傳媒的關係也甚為合拍，當執法人員成功迫使人承認犯罪後，便會安排記者為他進行“採訪”。他記得，有一次當執法人員詢問他如何回答某問題時，他反問那名執法人員該如何回答時，站在一旁吃著東西的記者突然衝口而出說“你不應該讓我聽到”。可是，這名記者在錄影過程中，並沒有質問政府，相反，配合政府的需要，以答案不合符標準而多次叫停。
在沒有任何的聆訊下，他被無端關禁三年。回想過去，他相信這跟他當年的組織能力有關，因為他在很短的時間裏便能夠把當地的天主教徒及基督教徒組織起來成為一個聯盟，兼且透過印刷品表達他們對不公平的政策的不滿，再者，他又能跟海外的人士聯繫，終被新加坡當時的執政者李光耀覺得是危險人物而要整頓。
其實，好似C 的人在書中也有不少，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迫害縱使令他們心靈留下永不磨滅的痕跡，但是，更令他們了解明白自己的政府，讓他們更清楚即使已脫離囚禁，但沒離棄為社會弱勢社群盡力。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區美寶表示，馬來西亞的內安法令，雖然，有可能獲逐步取消，但是，政府並沒有交待被禁的人會否獲得釋放。她對於新加坡政府未有取消有關法令感到失望之餘，對於一群受害者敢於發出聲明呼籲政府取消而感到鼓舞。回顧有關法令跟中國刑事訴訟法修訂草案的內容，有異曲同工之妙。
區美寶說，雖然，沒有證據證明中國有向新加坡取經，但是，她覺得中國政府向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學習，不足為奇，她仍呼籲：“新加坡常褒揚本土經濟的發展如何獲得佳績，可是，政府對民間社會的箝制，在亞洲社會中可謂名列前茅。不過，新加坡政府在國際社會中常被取笑，新加坡人民單純，未有考慮已發展的社會該對人權或民主的標準是怎樣。所以，我們如果不欲中國社會將來好似新加坡，會成為國際笑柄，我們便需要十分關注現時推出的中國刑事訴訟法的修訂草案。”
在廿一世紀互聯網的年代之下，年青人參與公民社會的動力已清楚目睹，不過，她提醒，舊有的勢力亦同時不斷努力鞏固勢力，圖奪回已失去或可能失去的統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