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是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的著作,是一本補充歷史知識的著作,對於華人所接觸的「中國歷史」而然,某程度上本書補充了「西史」與「中史」之間的一片空白︰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歐洲世界與中國以外的地方,發生了甚麼事,對於所謂「民族自決」的威爾遜十四點原則,究竟造成了怎樣的影響,這書或許可以提供部份答案。
每年五月四號,中共都例必把1919年的五四運動,包裝成為「反帝國主義」;而在中共的洗腦之下,曾有香港學生把「火燒趙家樓」的五四運動,竟說五四精神是「尊重和包容」,而當時知識界提出反思傳統華夏文化,追求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賽先生)當然全部被遺忘;然而一如書中所指出,當時這些思潮都是因為理想主義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就其十四點和平原則以及民族自決的理想,所引發全球各地民族自決運動一部份;書中由韓國三一反日的運動,引發到中國的五四運動,以至埃及與印度的民族復興運動;然而當巴黎和會回歸到現實政治,威爾遜有關「聯合國」的國聯竟被自己美國國會否決;蘇聯所煽動的共產主義主張,才得以在這些新興的民族國家乘虛而入,而造就了日後禍患無窮的傷害,這完全是始料不及。
受到中共以及國民黨的歷史竄改,當今華人常把清末以後的歷史,簡化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略中國云云;真相卻是在這個所謂「民族自決」的主張之前,除了少數知識份子外,多數人根本就沒有「民族主義」,也沒有「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等的主張;1912年1月5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發表「宣告友邦書」,第一點即寫明「凡革命以前滿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為有效,至於條約期滿而止」,第二點有關賠款、第三點有關所讓權利,中華民國成立之始均全數承認,而沒有甚麼「不平等條約」的宣告;原因就是所謂「不平等條約」,就是經歷了五四運動等的民族主義運動,令到「愛國」忽然成為了人民主流的思想,以往清政府種種的挫敗,才突然成為了人民不願承認的問題,也突然成為各後進國家想擺脫的問題。簡單而言,就是「世界變了」,舊世界的秩序、邏輯與標準一夜變了,以往是合理合法的,如今人民認為不合情理;以往各地「欣然同意」的,如今變成不可忍耐;原本威爾遜以為「民族自決」可以解決以往的問題,結果卻製造了更多更難解決的問題,最終要變成第二之世界大戰與冷戰,才在不願意與更血腥的惡夢下,見到問題的局部解決。
這些後進新興國家的知識份子,聽了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以為巴黎和會可以解決一切,然而從被打敗的德國、奧地利、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劃分,即可了解這種民族主義的主張是如何的不可行;舉例說以為「大家都是斯拉夫人」所組成的新興國家南斯拉夫,最終其內部的問題,並不因為合組了一個國家而解決,反而造成了後來的內戰與種族清洗;又例如由波希米亞所構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冷戰結束之後,也逃避不了分裂的結果;希臘人與土耳其人為了歷史領土的問題,由希臘重新立國到一戰,以至冷戰期間1974年土耳其入侵北塞浦路斯,到今日都仍然未能得到解決。
實際上「民族自決」這個工具,也變成了重新包裝的獨裁帝國的新工具,由蘇聯到納粹德國,以至今日的共產中國,都是以否定別人的民族自決權利,去主張自己的民族自決權利;中國勢弱時就高呼反帝,到今日強行「租借」斯里蘭卡的港口,中國變成了帝國主義的推動者,說明這些「新思潮」的推廣,根本無助於解決世界各國之間的問題,反而是令世界變得更危險,各國之間更無法妥協。如果沒有全面核戰毀滅人類的威脅,這幾十年冷戰至今的所謂「和平」,只是自欺欺人的幻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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