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即使律師盡忠職守，分分鐘也可能會成為階下囚，因為中國現有的相關法例，很容易令到盡責的律師也受牽連。
今集，跟各位聽眾介紹的好書，就是談及中國的法律問題，書名為A sword and a shield---China’s Human Rights Lawyers，中文譯名為「劍與盾：中國維權律師」。雖然，這次介紹的是一本英文書，但聽眾欲看中文版，明年一月便可在香港購買，因為出版商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執行秘書潘嘉偉透露，中文版將於明年一月發售。
這書其實可以講是一本文集，由不同的法律界人士就不同的主題各自撰文，雖然，核心主題仍是中國法治，但是，書中也有台灣律師協會的成員執筆撰文，講述台灣的法治之路。
全書共分五章，第一章主題為中國法治的挑戰，由三位在港的法律界學者或法律執業人士撰文；第二章主題為中國的律師，由三名在中國境內專打人權案的律師撰文，他們分別是李和平、滕彪及李方平；第三章則紀錄中國維權律師被打壓的事件；第四章則展述律師及維權運動的發展路途；最後一章則是台灣法律界走向法治的點滴。
如節目開始時說，現時的法例分分鐘令原本是代表被告人的律師，搖身一變成為被告席上的被告人。香港執業大律師，兼任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執委之一的張耀良在書中撰文便道出這點的危險性。
根據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３８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３０６條，律師很容易會被檢控偽證。根據３８條，辨護律師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隐匿、毀滅、偽造證據或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等活動行為。至於第３０６條則述明，從事３８條的律師，便會處以三年至以下有期徒刑，嚴重的更處以三至七年。
張耀良指，法例的訂定賦予律師有取證，查閱檔案及為嫌疑人辨護的權力，可是，有關的條例就儼如給律師的頭上放了一把刀，據他獲悉的一些非官方的統計數字顯示，律師被指串謀嫌疑人偽造證據等行為在過去十年間，有至少五百人被檢控；即使於2006年一個主要的研討會上，一名檢察院的官員在發言時說，律師因第３０６條而定罪的少於百分之二十，或每四宗才可能有一宗，張耀良稱他雖然不能肯定有關數據的真實性，但是，他根據一些不完整的統計數據顯示，律師因３０６條例被定罪入獄的人，超越一百人，他更知道不少在中國境內的律師都認為在有關條例下難以專業地執行職務，有些律師及其親人更會因此導致生活甚至心理上受損，有一名在中國西南部工作的律師便無辜被控，事件對他造成沉重的傷害，最後他選擇離開法律界，出家修道。
律師為嫌疑人辨護非變成被告的威脅，在中國境內確有出現之餘，即使證人出庭作證分分鐘也換來周身議，更諷刺的是給證人麻煩的不是被告人而是檢察院。文中，張耀良便說根據中國境內一個統計數字顯示，平均每二十起刑事案，便有一起個案，辨方的證人拒絶出庭作供，原因是他們遭遇檢察院的人員恐嚇或阻撓出庭。他且以四川作家譚作人為例，他因調查「豆腐渣」工程而被檢察院起訴，三名辨方證人除一直未有接獲法院的正式通知，即使他們自行前往法院，其中二人亦不獲法官准許出庭作證，指他們的供詞與案情無關。
其實，透過法律協助弱勢社群維護權益的律師，要在中國境內生存異常困難，難度更是逾來逾高。
書中另一名撰文者中國政法大學客席教授王友金便解釋，法律改革一波三折，箇中原因與一黨專政有關。每當共產黨感到利益受到威脅時，便會立即剎停車，因此，中國要依法治國，王友金認為，只是口號！
「現在雖然人治有改變，但是，現在仍未到法治的地步，法治仍是一個口號及理想，現時中國實施的所謂法治，實質上是黨治，黨比法大。若黨比法大，就無法走向法治的道路。」
目下，律師行內更設有黨組織，即意味著黨要加強在法律界的管治及控制。他謂，要解決這個悶局，便真的須要共產黨在黨內先進行民主改革，對第一書記的權力進行制約，要達成這目標，只能仿傚外國的三權分立的做法，可是，他極度質疑共產黨的決心。
「我相信在現時中共意識形態當中，它無法自己挽救，所以，海外主張的三權分立是最重要可以解決的，可解決黨內問題，政權問題。但是，中共始終忌諱三權分立。」
據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執行秘書潘嘉偉指，這書出版後不消一周，已出售了八十本，購買者都是海外的人士當中不乏學者或記者，令他感到錯愕的是，有智利、意大利及法國的海外人士要求訂購。
對此現象，組織主席何俊仁認為是全世界都明白中國要走向民主法治不會是一步即就的事，故盼望能知多一點；王友金認同之餘，更揶揄一些一直吹捧指中國已走向法治的中國人，認為他們根本不認識國情，以為中國在進步，事實卻是剛好相反，法制正在退步中。
今集節目時間又到了,下次再同各位聽眾介紹另一本好書。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