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料或將於4月通過的《基本法》「23條」立法草案，擬提高犯國安罪行囚犯在獄中行為良好可獲假釋或提早釋放的門檻，須獲懲教署長信納「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才獲考慮，大大改變過往的減刑原則。相關修例將具追溯力，換句話說，待判刑、已判刑或待審訊的所有國安相關案件被告同受影響，包括民主派初選「47人案」、《蘋果日報》案等被告，在「23條」生效後將更難減刑。有關注囚權及前人權組織人士指出，變相將減刑決定賦予懲教署長，政治犯不但更難獲減刑，獲釋後亦可能受到嚴密監管，相信認罪將成趨勢。
提高覆核刑罰門檻
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周一（11日）連續第4天開會，逐條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根據上周五（8日）刊憲並公布全文的草案，草案擬修訂《監管釋囚條例》，在現行的囚犯假釋制度上，加上如屬國安罪行囚犯，除非懲教署長信納把其提早釋放「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否則不會將個案轉介給向合資格囚犯發出監管令的「監管釋囚委員會」考慮。
另外，草案亦擬修訂《長期監禁刑罰覆核條例》，以同樣的條款為國安罪行囚犯，向「長期監禁刑罰覆核委員會」申請覆核刑罰增加門檻。兩項修訂同樣列明「為免生疑問」，有關條款不論「囚犯的刑罰是在該款的生效日期之前、當日或之後判處的」均適用。因此，2021年因「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被判囚9年的《港區國安法》首名被告唐英傑，日後申請保釋或亦受影響。此外，受影響者亦包括目前審訊中或待判的多宗國安法相關案件被告，包括《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案、「47人案」等。
梁天琦、黃之鋒曾在囚表現良好而減刑
《明報》日前 報道,港府針對過去有國安案件被告出獄後,在假釋監管期內潛逃,因此積極考慮修例,收緊囚犯提早獲釋的門檻。當局指做法沒有改變法庭判刑,不存在「變相加刑」問題。
現行《監管釋囚條例》規定，監管釋囚委員會可命令「因其工作勤奮及行為良好」的任何囚犯，在接受監管的條件下提早釋放，囚犯可獲扣減最多三分一的刑期，而過去亦曾有涉政治案件囚犯因此受惠。例如在2018年6月，因涉旺角騷亂案暴動罪和襲警罪成立，被判囚6年的社運人士梁天琦，由於他在獄中行為良好，懲教署按法例扣減刑期後，提早於2022年1月出獄。此外，目前因「47人案」繫獄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2019年5月因2014年佔領旺角案，被控違反法庭禁制令判囚2個月，當年亦因表現良好提前於同年6月中旬獲釋。
懲教署持減刑權力
長期關注囚權的社工劉家棟接受本台訪問時分析，修法後懲教系統將有很大的改變。
劉家棟說：「在高等法院上，法官曾提及懲教署減三分之一，其實是不關法庭事的，因為這個是屬於懲教機關的酌情權，所以司法系統是不應該干預這個系統的，但是現在立法明文都規定了懲教署的權力，也都指明懲教署是有這樣的權力，希望他可以不減（刑）。」
分析：出獄或受到嚴密監管
前國際特赦組織中國研究員潘嘉偉分析指出，「23條」實施後實際上賦予懲教署長很大的權力，他預計之後的政治案被告選擇認罪會比之前多，因為政治犯失去了在囚期間「行為良好」去爭取減刑，認罪將成為審訊及在囚時減刑的方法。
潘嘉偉說：「在法庭判刑，法官見到你是有認罪的，在法律上不能不讓被告減刑，因為認罪是考慮減刑的因素，而判例一定是這樣做；但現在不是，加上這個條件，多了人為因素，是懲教署長決定才可以。」
根據中國《出境入境管理法》 第12條,中國公民若「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便可被禁止出境。潘嘉偉指出,大陸的政治犯在審訊前,他們的人身自由已受限制,人權律師唐吉田多次申請往日本出席女兒的喪禮亦不成功。
潘嘉偉說：「（在大陸而言）他會覺得你出境，只要一句『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李和平與太太王峭岭就是用這個方法，不讓你出境。之後香港會否變到這個做法真的不知道，亦是有可能，因為他們（入境處）好像沒有後果。」
雖然「23條」沒有寫明涉及國安的政治案件，釋囚出入境權利將受限制，但潘嘉偉擔心，「23條」立法後，可能對香港這類釋囚的監控更嚴密。
《長期監禁刑罰覆核條例》適用所有長刑期囚犯
另外，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入獄時超過14歲、出獄時未滿25歲的少年囚犯，出獄後必須接受為期一年的「監管令」。因《國安法》相關案件被控分裂國家及洗黑錢罪成判囚3年7個月的「學生動源」前召集人鍾翰林，去年6月刑滿出獄，12月在懲教署監管令期內獲批准離港到日本旅遊，但他其後違反監管令拒絕回港，轉赴英國尋求政治庇護。
至於《長期監禁刑罰覆核條例》，適用於所有長刑期囚犯、被判處無限期刑罰而正在服刑的囚犯、青少年囚犯以及被移交囚犯。
自由亞洲電台粵語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