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部分天安門母親成員及六四死難者家屬，周日（4日）早上由公安車輛接載，到安放死難者遺骸的萬安公墓拜祭；他們在便衣監視下祭奠，但沒有受到干預。而公墓的保安明顯加強，大批公安及便衣人員在大閘外把守，有工作人員指墓園裡面正在施工不會開放。天安門母親早前發出的六四祭文，提及個多月前逝世的成員徐玨，她的兒子指在母親病逝後，警方阻止為她立下有名字的墓碑。(吳亦桐 / 戴維森 報道)
天安門母親在周四（1日）發放28周年祭文，再次要求當局公布真相、向死難者家屬賠償，以及問責屠城兇手；祭文重申六四慘案是政府對人民的罪行。
祭文特別提到在4月24日因病離世的成員徐玨，徐玨之兒子吳向東在1989年6月3日夜晚，遭戒嚴部隊射殺。徐玨生前曾表示，活著的難屬會肩負追究屠城責任。這位在傷痛與磨難之中，堅持要中共當局有個說法的母親，終未達成夙願而抱憾離世。
吳向東在1989年時只得21歲，當時是北京東風電視機廠工人、亦是北京儀器儀錶職工大學企業管理專業3年級學生。他在89民運爆發後立即投入其中，並組織工運等。他的弟弟吳衛東指，哥哥6月3日晚再次走上長安街之後，再沒有返家。
吳衛東說：當天晚上（1989年6月3日）10點多就聽到槍聲，第2天早上就聽到傳聞，我父母2個人就直接去醫院找啊。我們判斷當時他被子彈打到後還有意識，送到醫院後還是清醒的，他就在一個錢幣上寫了工作單位的位址，他其實是不想讓家裡人緊張。當時1個年輕人就把資訊送到單位去了，單位那天完全沒有人。等於6月4號晚上才在醫院裏發現（死亡）名單，當時我媽媽的回憶錄寫得比較清楚，頂多是想到受傷或被抓進去，但我哥自己是想到的，他把遺書都寫好了。
在當局宣布北京戒嚴後的第2天（1989年5月21日），吳向東寫下1封遺書給父母、弟弟和女友小琪；他表示政府已通知學聯在當晚鎮壓學生，他已經做好和學生一齊的準備，為了民主自由，即使死去亦在所不惜。
徐玨曾指出，6月4日凌晨，徐玨與丈夫騎著單車到天安門廣場尋找徹夜未歸的兒子，看到長安街上血迹斑斑，有受傷的學生，也有被坦克壓扁的學生……他們到各間醫院尋找，後來看到兒子出現在死亡名單。醫生悄悄透露當局不允許他們搶救受傷學生，還命令戒嚴軍隊來搶奪遺體。在眾人的幫助下，徐玨冒險取回兒子的遺體火化。
吳衛東表示，過程中有一個動人的細節，徐玨與丈夫在尋找吳向東的時候，
將哥哥所養的小白貓放在單車的籮內，到復興門橋時，小白貓發狂般的跳下單車，悲叫及嗅聞橋面，令徐玨確定吳向東遇難的位置，也是她生前每到六四時悄悄祭奠兒子的地方。
天安門母親多位成員相繼離世，在生者亦體弱多病或漸漸老去，訴求一直石沉大海。吳衛東批評，當局一直不欲面對六四問題。
吳衛東說：肯定是想讓事情拖著，不了了之這種的，沒有敢於說把國家命運敢擔起來的領導人；經濟雖然發展了，但是這個問題積累到後面只會愈來愈多。
旅德學者、《歐華導報》總編錢躍君曾持續發起援助天安門母親行動，他對本台表示，六四後的歷任中共領導人，將六四問題丟給下一任領導者，試圖讓歷史真相淡化甚至消失。
錢躍君說：現在中共當局為了逃脫他們的歷史罪責，始終用拖延的手段。我們願意繼續與天安門母親站在一起，一方面是對死難家屬的聲援，同時也是對踐踏人權的中共當局的壓力。
吳衛東又指，母親臨終時要求日後中共對六四的處理及問責，要向她交代。徐玨去世後，吳衛東為母親舉行的追思會遭到警察的阻攔，其後警察更干預為徐玨立碑。警方要求不得為徐玨單獨立碑及刻上文字，否則會將其父親的墓碑推倒。他的父親吳學漢早年逝世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等人曾為他寫下1首詩刻在墓碑上，隱含“八九六四”的內容；吳衛東暫時唯有放棄立碑。
吳衛東說：她（徐玨）到最後眼睛也閉不上，心裡頭這個事情（六四）對她來說是一個最大的遺憾吧。（警察）開始說不讓我辦追悼會，警方後面也給我找麻煩，墓碑上的事情，我母親等於（在墓碑）沒有名字，等以後有機會時我再把她的名字加上去。
吳衛東認為，哥哥所處的“八九”一代人，他們的理想堅定。但28年間，中共當局刻意封禁歷史的同時，很多公眾對這段歷史，或者會選擇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