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变。
前已谈到，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必定会产生政治后果。
当时，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制度变革的迫不及待和强烈要求；与中共高层的既得利益集团唯恐丧失权力垄断的心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巨大的紧张。二者之间利益冲突过于尖锐，观念鸿沟既深且巨。这样鲜明的反差，不摊牌是不可能的。诉诸中外各国改革和变法的先例，关键性的对决无可逃避。
如下种种因素，当年象火山喷发前隐隐运行的地火，促成了这一年举世震惊事件发生。
首先，深层原因是邓式“改革开放”与“四个坚持”的内在冲突；
其次，中共“闯物价关”失败，加上贪污腐化泛滥，导致通货膨胀，怨声载道；又缺乏独立自由的传媒来揭露黑幕，抒解民怨；
第三，十年开启国门后，对比外部世界，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和学生得风气之先，痛感中共极权体制的弊端，在传统的理想主义感召下，知识界冲破禁忌，起而推进民主转型；在年初连续发表三封致当局的公开信，要求释放已被关押十年之久的魏京生，这成了八九巨变的序幕；
第四，社会缺乏中间力量，缺乏缓冲机制和妥协精神，特别是在全球媒体聚焦注目下的“剧场效应”，双方更难达成妥协；
第五，是中共高层的责权不统一的“垂帘听政”式的政治结构；
总之，事件的爆发，根本上源于旧的一套体制与意识形态已经容纳不下十年经济改革所产生的内部张力了。
事变的直接导火线，是曾因学运被保守派借机罢黜的中共原开明领袖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猝然去世。
北京的青年学子悲愤难抑，纷纷用大游行和大字报表达自己的哀悼与对当局的愤懑之情。同时，公开成立了体制之外的独立组织“首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要求与中共首脑对话。这是中共体制内前所未有的。
中共的顽固势力利用这一态势并夸张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作了强硬的表态，这就是恶名昭著的人民日报的4.26社论，它要求中共“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面对中共的蛮横，青年学生被激怒了。他们以更大规模的4.27大示威游行来回答。这次游行出人意料地成功把运动推向了高潮。
随之而来的是中共内部两派与学生、民众之间的拉锯战式的较量。决定性的几个转折点是：
5月13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绝食，从此学运变为全民运动。
5月16日，在电视镜头下总书记赵紫阳对来华访问的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公开“透露”邓小平的实际最高权力地位与责任。
5月19日晚，中共当局宣布对北京实行军事戒严。
5月19至6月3日，来自全国的戒严部队竟然被北京上百万的民众所拦截，难于进城实施戒严。
当时的北京城，一方面是市中心的全球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高耸的民主女神像周围，变成了帐篷遍地的和平绝食露营区，成为全球日夜关注的新闻焦点和民主诉求的舞台；另一方面，城外几十万大军压境，步步进逼，北京百万市民通宵不眠，四出劝退和围堵军人军车。
一幅和平民主城市与武装专制军队对峙的壮观历史画面。
终于，6月3日晚到6月4日，中共军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向和平民众开枪了。一辆辆坦克，一排排士兵，横行在文化古都的大街上，数百上千的平民学生倒在了血泊之中。
六四，作为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的基本诉求和基本命运的象征符号，已经篆刻在了历史上。中国未来的任何政治家、思想家都不得不仔细地聆听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声音，都不得不慎重地考虑六四亡灵的遗愿。
六四，宣判了共产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死刑。天安门事件之后不久，发生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变：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共产主义失败。
六四的遗产，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