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开过，外界认为没解决经济问题，表示失望，还有的认为这次大会改了方向。前者是将党代会的功能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混淆了，因为党代会历来主打政治方向与政策大纲，重心不是政府经济工作。但如果说改了方向，那是因为论者自己认为中共的改革曾有个他想象的方向。这个问题，笔者想通过分析三中全会召开前发表又被迅速下架的《改革家习近平》，探讨一下自1978年以来中共的改革方向。
从邓到习的不变:政治专制 +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
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中共政治专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这从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变过，如果有变化，也不是方向性的变化，只是框架内的调整。习近平的“改革”与外界期盼相反，就是这种框架内的调整，目的是为了拯救腐败透顶的中共。
对该文迅速下架的原因，外界有很多猜测，我同意《新华社特稿〈改革家习近平〉下架真相》一文的分析：该文犯了一个史实错误，将1978年11月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的改革功绩部分安到1980年5月去安徽调研学习的习近平头上，这是硬伤，必会引起痛诟。
海外对这篇文章当然是批评为主流，批评点在两方面：习近平的施政根本不是改革，此文全是阿谀奉承。其实，之所以有这种批评，是因为批评者早就将“改革”这个词神圣化，他们的改革只有一种定义：改变中国政治体制，不以此为诉求的就是假改革。
这篇《改革家习近平》，称“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这是官媒首次为习近平冠上“改革家”之名，通篇看下来，是一篇写得比较认真的颂圣文章，既然是颂圣，当然免不了拔高颂扬。但是关于习近平是不是当得起“改革家”，一是看所谓改革内涵，二是主要看改革的具体内容，这两点决定了习近平是什么类型的“改革家”。
讨论“改革”必先界定改革之内涵
从词的原生意义来说，凡是触动现存政治经济格局、改变利益分配方式的都可称之为“改革”，其成败与影响决定当时的评价，后世的评价80%以上基于当时的评价。只有一种情况除外：改革后政权的生命太短。
“改革”从一个中性词变成完全积极意义，是邓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之后，中国人与世界对“改革”的一种新的赋义，由此在中国的语境中派生出了“真改革”与“假改革”、“全面改革”与“跛足改革”之分义。我在22年前发表的长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第1期，总第76期）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共对改革的赋义，早就不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目标，而是任何对现存秩序的变动，都称之为“改革”。
我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点？就因“改革”这个名词，因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以新面目出现于世界并迅速崛起，成为一个非常积极的名词。那时候，全世界都有一个幻想：经济改革必然引发政治改革。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是为了解除美国政界反对中国入世的压力，他那番讲话，开创了美国中国研究圈两个堪称经典的中国预想：1、中国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2、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这个中国预想影响的不止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几乎是世界多数中国研究者。
有关“政治改革”这点，官方、民间及海外各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官方将所有政府机构的变化、行政事权在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重新分割，全算成“改革”。但从邓以来，历经江泽民、胡锦涛前后20年，直到习近平前十年，从来都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共通过宪法自赋的中共是中国人民的天然代表，拥有无可质疑的执政权力。这一点，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经江泽民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锦涛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都没有任何实质改变，只是话语表达的变化，比如习近平表述为“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翻阅中共官方文件，我从来没发现过中共要改变方向的表述，一点暗示与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习近平执政 12年的改革具体内容
《改革家习近平》第一节第三段有这样的表述：“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段话，我认为是事实，因为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中就论述过，邓（胡赵）自1978年开启的放权让利、国民普遍受益的改革在江朱时代前期已经结束，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所谓“皆大欢喜的改革”、指的是江时代的放权让利与多龙治水格局。放权让利，就是让政府部门根据事权划分行使资源分配之大权，这一过程产生大量寻租活动，形成官商合作体制瓜分改革红利，这些红利就是“好吃的肉”，中国在这段时期创造了数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富豪群体，约占人口23%的中产阶级”。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朱镕基“抓大放小”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为中共留下了一笔宝贵资产，那就是在能源、公用事业、粮食系统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寡头垄断型国企，这是温家宝十年“太平宰相”的本钱。
所谓“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政治上，指的是江朱时期多龙治水（5-7位常委）、胡温时期“九龙治水”格局下形成的高层权贵“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在经济上，是温家宝5万亿救市加上几十万地方债的巨额债务。习近平接班时，胡温已将“改革红利”食尽，当时太子党成员张木生公开批评胡锦涛的无为之治是“击鼓传花”，北京坊间盛传的是“老太子党”成员接班之后，必拿“新太子党”（江朱胡温两朝的政治局常委子弟亲属）开刀，为反腐祭旗。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比《纽约时报》更早）成了当时揭露高层腐败的主要载体。
要完成这最难的人事清洗，习近平自然只能通过加强权力、近于独裁的手段，才能与整个官僚队伍为敌；而且习近平必须寻求连任，不说永久执政，至少也得执政足够长的时间。这就是习近平变多龙治水的集体领导为个人专断、党内独裁的背景。独裁是种政治体制 ，形式有个人独裁、宗教独裁、寡头（集团）独裁、家族独裁等多种形式，中共自建政开始，政权的独裁性质没有变过，只是从毛的个人独裁变成邓、江、胡的寡头独裁，习近平又将寡头独裁变成个人独裁。江胡时代的中国国内政治确实相对宽松，但主要不是九龙当中有谁更“民主”，而是九龙的利益链条多，分割改革红利的途径多；更多的是国际环境所致，江时代说的是“与国际接轨”，与美国是“战略合作伙伴”；胡第一任期与美国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由于中国在2009的APEC夏威夷峰会上，提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今后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中美关系降格成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直至“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江胡两朝多少有点顾忌。习近平时期则处在“经济合作伙伴”向“重要的竞争对手”转变阶段，中美关系日趋恶化，打击外国资本（尤其是有选择性地打击事涉“国家安全”的信息产业资本），这一切，被认为是习近平要改变改革方向的倒行逆施之举。但其实与改革方向无关，最多算是收窄了对外资的“开放之门”。（待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