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习近平》称，“10多年来，中国出台2000多个改革方案，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并保持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位置”——考诸内容，其实多是事权调整、以及政府对某些领域的加强介入，但都称之为“改革”。这2000多个改革方案，就算是涉及国企改革引致的“国进民退”（2015年），以及后来略加调整的“发展与扶持民营经济”，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方向，无关政治方向。有关建设新农村、环境保护 等的“改革方案”，等等，从无一项涉及政治方向。
《改革家习近平》称：“在改革方向上，习近平头脑清醒。他用‘邯郸学步’、‘画虎不成反类犬’、‘水土不服’、‘死路一条’来警告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将带来严重后果。‘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习近平强调，改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段话中所引用的，就是从国内官媒上历年登载的“习近平语录”中的话语集锦，只要翻查《人民日报》头版，就能轻易找到。
综上所述，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后来的几届领导人反复表述的内容，习近平的改革并未改变政治方向，反腐只能算是对江胡留下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一次大清算，学术一点的表达是“变革现存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重塑了权力及利益分配机制”。在没有新的官方表述出来之前，认为二十届三中全会改变了改革方向，那是论者认为自邓以降，直至胡温的改革是以“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定位，基本属于“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之论。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中共
《改革家习近平》是如此描述的：“他们（指邓小平与习近平）肩负相同的使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但两人面对的形势迥然不同。”以我积长达40年对中国改革进程的研究，基本符合事实。
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改革几乎从零开始。通过江胡两代，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行政权力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我将期概括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专制政体联姻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见《中国：溃而不崩》，台湾，2017年出版）。
中共官场的腐败与对腐败的批判，几乎从邓小平时代就开始。1989年六四运动中著名的“反官倒”，就是反对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利用权力倒卖计划物质赚快钱（Easy Money）；江时代对批判腐败并未关门，但有官方尺度，上限是禁止评论“制度性腐败”，即腐败源于中国一党专制体制。我当年撰文称这是“制度性腐败”，必须从体制入手才能最大限度反腐，遭遇禁言。从习近平的言论来看，他同样认为腐败不是体制性产物，是共产党放松了思想教育，一大批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腐蚀的党员干部吃党的饭、砸党的锅所造成，因此，他想通过反腐清党整党，“恢复党的健全肌体”——从他的成长历程中的思想资源来看，他可能认为毛时代是不腐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因此，他将反腐当作自己任期内最大的政治任务。《改革家习近平》总结为“习近平的改革一直在艰难中突围。他要打破更多的利益藩篱。他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不过，鉴于中共党政军系统无官不贪这一背景，他这一反腐，几乎成了党内官僚集团的公敌；与此同时，他将各种异议视为破坏国家安全之举，特别严厉地镇压各种不同意见，因此也成了海内外中国异议者之敌。因此，在对待习近平的态度上，这两大完全不同的群体，在反习的态度上高度一致，在后者眼中，贪官奸商都比习近平可亲可爱一些，集腐败、欺诈等各种恶行于一身的郭文贵在海外民运圈曾得到广泛支持就是一例。
权力产生腐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习近平的反腐，一律评之为权力斗争，那是反共心切；因为不断产生贪官，就认为反腐失败，也不算是平心之论。我这些年观察下来，哪国都有腐败，只是体制不同，对腐败范围的界定不同。比如西方国家的政治献金（包括竞选资金的捐献），在中国则肯定划入买官卖官的范畴。不同的是，中国反腐已成为中共管治体系的核心支柱，西方的政治献金则以是否违法区分。
习近平一生论定取决于两大因素
一是内因。内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寿命。习近平执政，大概20年应该届满。这之后，他交班给谁，交班时的国内政治经济状态决定继任者能撑多久。撑的时间越长，越有利于习近平。这道理只要想一下江泽民的死后哀荣就明白：人们因对现实的不满，成数倍放大江时期的“德政”与好处。
二是外因。这个外因主要是国际格局的巨变导致中国的国际社会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就在三年前，习近平因为有过“东升西降”的说话备受讥嘲，但一场俄乌战争，让世界结束了冷战之后美国独大并领导全球的单极世界，形成美-中-俄多极世界。即使最不愿意面对这一局势变化的《纽约时报》，也于2023年发表了一篇《从俄乌战争到巴以冲突，被重塑的全球政治格局》，承认了美国一些地缘政治专家早就指出的现实：“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已就俄乌战争问题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轴心，三国追求在外交、经济、战略甚至意识形态上的合作”。全球南方国家（又被称为“77国和中国”）隐然奉中国为领导国。
中共自邓小平以来，就坚持“改革不改方向，变革不变颜色”，而且将这当作中国（中共）的核心利益，不可触碰。最终结果是：曾经奉行“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对华方针的美国，到了拜登执政时期，国务卿布林肯多次声明：美国对华外交不以改变中国体制为目标，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更是称，拜登政府无意重复此前对华政策中的“其中一个错误”，即寻求给中国体制带来“根本转变”。无论今后中国与国际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习近平的历史定位不会是“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家”，只是算是“中共在极度腐败时期自救的改革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