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原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戚本禹去世了。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戚本禹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级别最低，排名也靠后，但实际上却相当重要。中央文革小组另一位重要成员王力就讲过，都说王、关、戚，把戚本禹放在最后，其实戚本禹应该放在第一，因为戚本禹一人身兼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助手，和毛、江的关系更贴近，毛和江的很多想法都是先透露给戚本禹，然后再由戚本禹告诉王力、关锋的，所以戚本禹的作用实际上还在王力、关锋之上，连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都要对戚本禹“让三分”。
我最早记住戚本禹这个名字，是读了他那篇《评李秀成自述》。此前，我对太平天国人物中，最佩服也最同情的就是李秀成，如今被戚本禹斥为叛徒，心里很不舒服。文革中戚本禹影响最大的文章是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此文是党报第一次不点名地公开批判刘少奇，用的是谁都读得懂的代词“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记得在那时，我们还在四川大学的礼堂看了《清宫秘史》电影－－当然是以反面教材、供批判的名义。看后都对光绪一派很同情，看不出这部片子有多反动。
关于戚本禹，我记忆最深的是他批判遇罗克的《出身论》。1967年2月，我从来自北京的一份造反派小报上读到《出身论》，深感共鸣，于是自己也和朋友们办了一份小报转载遇罗克的文章，可是在4月下旬的一天，成都市街头出现了一张“北京动态”：“戚本禹在接见首都中学红代会代表时的讲话”。戚本禹批评《出身论》是大毒草。他说：“《出身论》是让人们不要阶级成份，否认阶级观点，用一种客观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攻击社会主义，它实际上是宣扬彭真那一套，煽动青年反党。”此前我坚信《出身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我读到戚本禹的讲话，心中十分不满。戚本禹的话很短，用的都是理论术语，但只是扣帽子，没有分析，极为武断。由于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意识形态大法官，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有一锤定音的权威，这让我感到十分压抑。
这里不妨谈谈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和王力、关锋、姚文元等其他几个共产党理论家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照说，这几个秀才在党内的地位本来并不高，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相当有限；可是在文革发动后短短几个月间，他们一跃而居于权势的顶端，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名声，包括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甚至比那些内阁重臣和封疆大吏们还要大得多。
这种情况是文革前十七年从未发生过的。不过，它看来又很合情合理。文化革命既然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那么，意识形态的专家们理当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共产党的统治本来是意识形态的统治，在这里，意识形态的权力高于传统形式的权力，精神的权力支配着世俗的权力。整个社会明确宣布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这就意味着，谁被赋予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的角色，谁就成了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最高法官。
换言之，中央文革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宗教裁判所。它由教皇亲自任命，由精通经典的教士而组成。文化革命一度造成了一种似乎是由掌握革命理论的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从表面上看，这更符合、而不是更不符合当时广大革命信徒所想象的理想国。
具体说来，戚本禹等人在文革中的权力表现在，他们可以宣布什么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什么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什么是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什么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在高度政教合一的当时，这样的一句判决就有生杀予夺的无比威力。
不言而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这种权力是毛泽东赋予的。一旦毛泽东不再承认他们的讲话代表了毛的路线，一旦毛泽东不再承认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他们的权力顷刻之间便化为乌有。王关戚一度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活跃的，到处讲话，影响极大，可是一夜之间就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不留踪影，不知所终。这样的结局也是很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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