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上旬，我和亲友在赴湖南张家界途中经长沙转车；6月7日上午，我平生头一次造访久已闻达的岳麓书院。在与书院相关的众多历史人物中，引发我作深沉状长考的，不是声名显赫的曾国藩，而是曾的书院同窗郭嵩焘。
事有凑巧的是，我的同道好友、长沙的陈正甫先生携夫人和女儿，于7月1日拜谒了位于汨罗沙溪的郭嵩焘墓庐。7月5日，正甫先生给我发来微信，告知他去郭墓“缅怀晚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且是对当时中国与世界都有深刻认知的第一人”。正甫先生说：郭嵩焘对中国与世界的认知与识见，远远超过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晚清重臣。
诚哉斯言！
前几天，有微信朋友传我一帧“西瓜视频”，内容是历史学者李亚平先生谈他读史中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体悟：居然在这（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我们的政治形态，我们整个社会的那种形态，没有什么变化。（后一个朝代）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几乎都是前一个朝代，或是前几个朝代（类似事件）的重复，不停地重复。……李亚平先生的痛切之情，溢于言表。还没看罢视频，我就立马想到了自许“定识人间有此人”的郭嵩焘。
郭嵩焘曾用十二个字精准传神地描述晚清朝廷之外交“方略”：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晚清皇帝和士大夫们不正是因为这十二个字，一而再、再而三地如李亚平所说“找抽、找死”吗？挨抽挨揍“给这个民族造成极大的苦难”之后，不又是屡试不爽地如李亚平所说，他们“再煽动自己的民族，把原因从自己身上给引到别人身上去”吗？
在上述短视频中，李亚平先生动容地痛陈：两千多年来政治上幼稚与弱智的皇朝统治集团，捅出篓子惹了祸，在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真正的）缺陷，因而也就无法去（真正）弥补自己的不足和纠正自己的出错。而郭嵩焘眼中的晚清朝廷，不正是这个德行吗？在郭嵩焘看来，不光皇帝和太后昏聩无能，“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就连较为开明的洋务派，在查找问题症结时，也是见末不见本。郭嵩焘直言曾国藩“于洋务素非通晓”，点评李鸿章办洋务“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
郭嵩焘不愧是晚清睁眼看世界、并且看清世界的第一人。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相强”。取法西方，就要考求洋人立国之本。而“公之众庶”的议会政治，就是西洋的立国之本。中西立国之本不同，于是“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之反”，中国的事情，“阻难专在官”。他注意到日本取法西方明显比中国更胜一筹，因而发出警示：“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语出二十年后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见证了他十分靠谱的先见之明。
不过有必要指出，当时神智昏乱的中国，能看清世界的有识之士应是为数很少；不宜或不能说成仅他一人，即并非众人皆醉斯人独醒。比如，郭嵩焘任驻英公使时的副手刘锡鸿，眼睛就一点儿也不瞎。流传后世的刘锡鸿日记清楚地表明，他除了如实褒奖英国的繁荣与富强之外，还不遑多让地对英国的制度和文化赞叹有加。刘锡鸿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个可悲的“两面人”，公开场合睁着眼睛说瞎话。更有甚者，刘锡鸿还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居然罗织罪名向清廷劾奏郭嵩焘。而湘人郭嵩焘，则是一位既有真知灼见，又勇于直言敢于坦陈、颇具范仲淹风骨的磊落之士。
晚年的郭嵩焘“回首人间忧患长”，他不无悲情地认为，中国需要300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的政教流弊。1891年7月，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郭嵩焘病逝长沙，享年73岁。如今，可以告慰郭嵩焘在天之灵的，一是台湾已经基本脱尽秦汉以来累积的弊端，成功建成并正常运行着他所钟情和首肯的多党民主政体。2022年，台湾更是人均GDP跃居东亚之首；人均净资产跃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五。中国台湾这块地方，差不多应了郭嵩焘同时代人王韬所言，“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二是在中国大陆，不仅《零八宪章》群体已经超越其对世界和中国的认知和识见，就是在升斗小民之中，亦不乏达到和超越其识见之人。
当然，不能只报喜不报忧。还必须坦告郭嵩焘在天之灵的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大陆远未脱出秦汉以来累积的弊端。在“君骄臣谄”的政治生态中，如今的中国驻英大使，其识见远在郭翁之下；而当年的郭翁倘能再世，则依然会被视为“异数”和“另类”。就“俗蔽民顽”而论，也不容乐观。在由电子柏林墙加持的大陆局域网中，人们天天能见到的一大景观是：各色人等躺卧信息茧房之中，自矜其气，自我鼓噪，成巨婴而魂不悟。
湘人预言者郭嵩焘，长眠于汨罗已然130余年。然而从今往后，中国大陆真的还需要170年，才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的政教流弊吗？
窃以为，肯定不会那么久了。
2023年8月30日 于呼伦贝尔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