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新闻发布会上，瑞典国家银行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 (Simon Johnson) 和詹姆斯·A·罗宾逊 (James A. Robinson)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之研究。该委员会认为，他们的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动因的理解，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洞见。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晓，对中国官方而言，无疑是一件闹心和添堵的事——此处不赘。而在中国民间，则激起了相当程度的热议，且好评多多。对大多数好评，我都十分认同。促使我做了更多思考、并让我难以苟同的，是如下两种好评：一种从诺奖成果中居然引出了“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的结论，另一种则把诺奖成果概括为“制度决定论”。
有一位好评者说：
他们的研究表明,包容性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经济领域,制度是第一生产力。它为市场运作提供了稳定的框架,确保了公平竞争和法治,从而激励创新和提高效率。人才,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资源,因良好的制度而得到培养和有效利用,是第二生产力。科技的进步,虽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新市场至关重要,但在没有良好制度和人才支持的情况下,其影响力有限,因此是第三生产力。
上述引文中的制度，是指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诺奖得主的研究成果表明，政治经济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完全靠谱。然而，好评者由此把制度叫做生产力、并冠以“第一生产力”的美名，对不对呢？我认为不对，是不幸犯了一个低级的知识性错误。经济制度是什么？是生产关系；是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之总和，明摆着不是生产力么。政治制度是什么？是经济范畴之外的集体决策制度。比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更不是生产力。一句话，政治经济制度虽与生产力密切相关，但它们不是生产力，更不是什么第一生产力。
1988年9月，邓小平给出一种说法，叫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这一次，好评者对邓的说法提出挑战，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范畴中没有资格排头名，只能排老三，将其降为“第三生产力”。不过可以看到，好评者与邓小平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说法对不对呢？我的看法是，把科学说成生产力，也是一种低级的知识性出错。而把技术说成生产力，则有值得商榷之处。
众所周知，人们从事科学活动的宗旨，不是为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认识世界，是探求和把握自然界的运行法则。当然，有些科学成果可被用来开发和利用自然力，可被用于改进和提升生产技术，或发明新的生产技术，从而有力地甚至惊人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科学本身，则不是生产力，不是好评者的“第三生产力”，不是邓小平的“第一生产力”。科学就是科学，没有必要、更没有理由将其说成生产力。顺便说一句，马克思把科学归于社会意识之中；在他眼里，科学乃是“上层建筑”。
技术是不是生产力？应该做出区分。用于物质资料生产的技术是生产力。其余技术，比如军事技术、医疗技术等，只要未经转化为生产技术，就不是生产力。那么，技术是第几生产力？这，恐怕是一桩见仁见智的事。
自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以来，“制度是生产力”和“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在国内外好些自媒体播主中不胫而走，连大康先生也令人遗憾地未能幸免。
而好评者所概括的“制度决定论”，又是什么意思呢？
先看一下好评者的说法：
在影响经济发展、国家繁荣的多种因素中,制度起决定性作用。<br/>
可见制度决定论的意思是，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发展。也可以大体等价地说，制度决定论就是政治决定经济，即政治决定论：政治是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单向终极原因。
决定论并不新鲜。只要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去寻求一种造成变迁和发展的单向终极原因，就会出现相应的决定论。不妨把这样一种寻求，称作决定论迷思。在决定论迷思之下，有过地理环境决定论、气候决定论、人种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思想观念决定论等等。更有一种人所共知的决定论，叫做经济决定论。它的正式名称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认为，以生产方式为内涵的经济动因，是政治变迁、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单向终极原因。2024年经济学诺奖好评者的政治决定论，是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一种颠覆。但政治决定论，也是决定论迷思的一种体现。
应当说，三位诺奖得主并未陷于决定论迷思。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他们阐述了政治经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并未把政治称作决定经济的单向终极原因。诺奖得主也出过另一本书，题目是《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他们在该书中，论述了经济动因对政治制度形成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也并未把经济称作决定政治的单向终极原因。
从寻找历史发展的单向终极原因出发，人们得到了两种针锋相对、相互否定的决定论：经济决定论与政治决定论。这两种决定论，不可能都对。各自的决定论拥趸们也拿不出什么硬道理，说是一种对，另一种不对。剩下的一种可能是，它们都不对，都站不住脚。
我的看法正是：它们都不对，都站不住脚。我的论据相当简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相互适应与匹配的关系，而不是一方本原地、单向地决定另一方的关系。完整地说，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相互适应与匹配的关系，而不是一方本原地、单向地决定另外两方的关系。
这种适应与匹配不是静态固化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总体上不会躺平，他们总是在博弈论的意义上进行策略性行动；博弈的结果，会导致新的趋势和新的选择，并引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应变革和变迁，从而形成新的适应与匹配。
这样来看问题，是不是就有了豁然开朗之感？是不是就能比较轻松地告别梦魇般的决定论迷思了？
2024年11月29日于北京家中
注释：
[1]这里的“科学技术”，是指“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还有另一种用法，是与“经验技术”相对应——人们把从经验积累中获得的技术，称为经验技术；而把运用科研成果带来的技术，称为科学技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