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曝光后，很多博友将韩德强与文革中的红卫兵并案论处，痛加斥责。不过，我在这里要为北航校友韩德强稍稍讨回一点公道。40多年前的红卫兵（我曾经是其中一员），如果认定某人是“坏蛋”，或是“牛鬼蛇神”，则完全可能像韩德强那样，怒火中烧，拳脚相加，并且丝毫不认为自己的正义行为“犯了法”。而这一次，韩德强发文为自己辩解时，他承认，他清楚自己打人是犯法行为，为此甘愿“被拘留”。我认为，这是他比当年打人的红卫兵有长进的地方（与我相比还是差劲，因为我不打人），应当如实加以肯定。
与40多年前的红卫兵相比，韩德强没有长进的地方是：他认为自己有资格认定某人是“汉奸”，从而理直气壮地将其打成异类。然而，将一个人定为汉奸，岂能如此草率从事？《现代汉语词典》就“汉奸”给出的定义是：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我们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那位老人说了那句话，再加上“想个屁！”，他怎么就成“汉奸”了？！如果韩德强的认定之术能够成立，那么，神州大地上岂不就要帽子满天飞，整人随便来？特别是，有一个人说了这样的话：“（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1959年7月31日于庐山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所说）这个人岂不更应被韩德强认定为“汉奸”，而且是百分百的“汉奸”？！“毛主席，人民好想您”岂不就成了韩德强打死也不想看到的“大汉奸，人民好想您”？！显然，在一个不是无法无天的国家，任何人都无权认定他人是“汉奸”；有权将某人认定为“汉奸”的，只能是法院。在这件事上，韩德强有资格做的，是举报，而不是判决。
韩德强打人的视频被目击者放上网络后，他在“我为什么打人”一文中把那位老人死死咬定为“汉奸”，从而将他的犯法打人置于道德高地之上；韩的乌有之乡战友张宏良、郭松年、戴旭等人则选边站台，很有哥们义气地为其输送负能量。然而，这些毛左们振振有辞、情有独钟的越权私判，不仅与法治水火不容，也与法制正面冲突。殷鉴不远的文革史告诉我们，这样的越权私判，只会制造无尽的人权灾难，而无半点正义可言。
韩德强所倾心崇拜的毛泽东除了有上述疑似“汉奸言论”外，还曾再三对日本侵华表达过由衷的感激之情。本文且举一例如下：1972年中日建交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到访北京，他对毛泽东说，当年日本侵华，很对不起。毛泽东马上回话说：“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要不是你们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毛泽东还对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见《田中角荣传》日文原版）
与毛泽东这种真诚的对日感恩心志截然相反，我对日本侵华的罪恶行径则抱有极度的憎恶。血腥无比的日本侵华使中华民国山河破碎，中华民族生灵涂炭。艰难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作为中流砥柱抗击日寇的国民党军队伤亡惨重，而奉行“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宗旨的毛泽东则大为得益，并最终夺取政权，建立起苏联模式的极权统治，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歧路。我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创伤，除了直接的、巨大的战争创伤，还有简接的、深远的制度创伤。比起别人来，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恶，也因此加了倍。
说到日本，让我耿耿于怀的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日本是宪政民主国家中第一个与六四屠夫交欢洽谈、做起生意来的。这种弃义逐利之举令我深度鄙视至今。1989年6月3日夜，为了对和平抗议民众执行“寸土不让”的方针，全副武装的“威武之师”奉命向手无寸铁的平民举枪扫射，制造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事件。日本政府追随世界上所有宪政民主国家，义正辞严地谴责了这一反人类罪行，并宣布对六四屠夫实施经济制裁。然而，好不容易正义一把的日本政府，却在几个月之后就玩起了猫腻，背着盟友向六四屠夫暗送秋波，为抢先逐利而不惜弃义。比起别人来，作为一名六四政治受难者，我对日本政商二界这种小人行为之鄙视，也因此加了倍。
八十一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卑劣无耻地一手策划、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也因此成为人所共知的国耻日。今年9月以来包括9月18日的街头游行，我相信是自发与组织缘来份合的产物（不与组织联姻，则只能自费散步而不能带薪游行）。我也相信，包括韩德强在内的众多游行者，其目的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像韩德强那样将国人诬指为“汉奸”、“国贼”，这不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而是又添国耻、再辱中华。像陈光标那样盼着日本大地震，地都陷下去，日本亡国灭种一了百了，这也不叫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当然，动用核武器、杀光日本人，那就更加不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了。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正道当是：有愈来愈多的国人认同“捍卫人权，匹夫有责”这一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逐步形成和建立人权立国、回归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坚定共识。这里的“匹夫”，是取其名而更其涵，指任何想从臣民走向公民的普通人，例如甘肃的陈平福先生，就是一位可贵的“匹夫”先行者。这样的“匹夫”越多，则中国越有可能走向那样的时代：报纸可以私人控股，新闻可以批评政府，大学可以学术独立，群众可以合法结社，警察不能随便抓人（引自陈丹青先生微博，略有改动）。
说句心里话，迈进那样的时代，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依然殊为不易。但是，舍此别无正途。只有到了那样的时代，中国人才能真正被越南人、菲律宾人、日本人看得起。只有到了那样的时代，中国才能真正解决好钓鱼岛及南海诸岛的领土纷争，而再也无需一味搁置下去。
2012年9月23日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