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深外交官和银行家Roger Garside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来到中国，对中国有着独到的观察分析。他在刚刚出版的《中国政变：迈向自由的大跃进》一书中，描绘了中共改革派李克强、汪洋等联合军方发动政变，把习近平赶下台并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可能前景。他在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的《中国的政权变更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急迫的》一文中写道，实现中国从独裁到民主的有序过渡，考验着人们的想象力极限。这需要所有参与者拿出罕见的技巧和勇气，他对此充满乐观。这些说法，在“理中客”居多数的西方学界、政界可谓是离经叛道，自然引发了很多争论。
中国的政治格局在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三十年来，西方观察家和政治家似乎把中共一党制当作了分析中国政治的不可变更的前提，失去了对中国民主化的学术想象力和政治想象力。美国在一些国家推动政权变更的效果并不好，有时候适得其反、深陷泥潭，这也使美国和西方的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彻底放弃了直接推动专制国家政权变更的念头。但如此做法，果真不可挑战吗？
中共的血债
表面上异常强大的中国，实际上面临着政治、经济、环境、社会、道德信仰等多重危机，而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解决这些综合危机。但是，中共几乎不会主动向宪政民主过渡，只会一扛到底。一个关键因素是 "血债"。自1949年中共建立极权制度以来，中共犯下了极其残酷和巨大的反人类罪行。不完整的例子包括：镇反（1950-1953）、土地改革（1947-1952）、三反/五反运动（1951-1952）、反右运动（1957-1959）、大跃进（1958-1960）、文革（1966-1976）、严打（1983年）、天安门屠杀（1989年）、迫害法轮功（1999年起）、一胎化政策（1979-2015年），以及在西藏的血腥暴行和在新疆的种族灭绝。数以亿计的汉人、藏人、维吾尔人等各族民众，至今仍在遭受户口制度、酷刑、冤案、腐败、强拆、宗教迫害、任意关押等种种痛苦。
1980年代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减少了一些愤怒和痛苦，但 "血债"是中共无法消除、也不敢忘记的。可以说，中共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比德国第三帝国以来的所有其他独裁政权更大。在我看来，这是民主变革的巨大障碍。即使中国的精英和异议人士倾向于接受南非式的 "真相与和解 "的做法，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也不会接受。值得注意的是，《零八宪章》有一条 "转型正义"，强调真相、责任与和解。而即使中国人民克制 "报复和清算"的强烈情绪（这是可能性不大的），中共领导人也很难相信人民会放弃清算。党国存在的时间越长，它犯下的罪行就越多，人民遭受的痛苦就越多，中共也就越难相信他们会得到人民的原谅。民主意味着结束中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中共极为害怕下台后遭到报复。这又使得中共的高层决策者，实际上是几十个特权家族，抗拒任何民主转型。
在此背景下，值得回味的是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一句名言：中共政权愿意 "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 无独有偶，习近平对苏联解体评论到，“竟无一人是男儿！” 在 "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下，经过30年的猖獗腐败，中共官员比邓小平时代更有理由担心历史的 "血债 "和人民的敌意。
很多人在对中共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并没有把中共的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区分开来。在大多数场合，我认为两者是冲突的。说中共的决策是以中国或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的，这是幼稚的说法。任何爬到高层的中共官员，为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而发动政变的意愿几乎为零。改革派也绝非一身清白，他们很容易被对手抓到贪污腐败、参与人权迫害的把柄。习近平把大权集于一身，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中共为了应对危机的一个集体选择。不是习近平颠覆了共产党的旧体制，而是共产党需要习近平来扭转被颠覆的命运。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