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误以为被中共挟持为人质的仅仅是外国公民，中国政府实际上一直把自己的人民作为人质。是否提前释放著名的政治犯，是否允许他们出国，一直是北京在外交谈判桌上的筹码，尤其是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被称作“中国萨哈罗夫”的方励之在六四屠杀后进入美国大使馆，一年内不被允许离开中国。中共当局有意识地把人质交易作为外交的一个戏码，捉放游戏也玩得日趋娴熟和精巧。“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释放，与93年申奥有关；王军涛于94年保外就医流放美国，与最惠国待遇、联合国人权大会相连；魏京生第二次保外就医流放国外，成为江泽民急欲访美的筹码；王丹、刘念春保外就医流放美国，是对克林顿98年访华的酬谢。” 王有才、方觉、热比亚、贝岭等人，也先后作为中美交易的人质筹码。刘晓波评论说，“这样的人质外交既残忍又下流，永远是放一个、抓更多，大陆的监狱中永远不缺与美国作交易的政治人质。”
住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尔昆-伊沙说，在新疆的弟弟胡斯塔尔最近被判处终身监禁，“这当然与我的活动有关”。 同样在今年，在新疆的维吾尔医生Gulshan Abbas被判处20年徒刑，这是中国政府在报复对她在美国的姐姐Rusha Abbas长期为维吾尔人权发声的工作。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记者们共有50多名亲属在新疆被拘留，一些人被关押在集中营（所谓的“再教育中心”），另一些人被判处监禁。中国政府把自己的国民当做人质来要挟他们在海外的亲属，企图让他们闭嘴。前不久我对ProPublica 的记者谈到，“几乎每个海外华人都有至少一个家庭成员居住在中国大陆。我们担心我们的家人会成为攻击目标；不得不担心中国家庭成员的人身安全，而自我审查。”
国际社会应该从北京的“人质外交”和经济胁迫中吸取许多教训。
即使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仍然认为，只要世界鼓励并允许中国参与国际法律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就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然而，正如James Mann一本书名提示的那样，“经济自由导致政治自由”已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中国幻想”。整个西方的政治天真和见利忘义的机会主义，也写在中共专制迅速崛起的功劳簿上。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中共却明确而坚定地拒绝了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任何迈向宪政的改革。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在恶化，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人权灾难。不管承认与否，过去40多年来，西方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在我看来，与一个专制政权进行接触、交易而不坚守原则、不真正推动人权与民主，这几乎就是绥靖政策。
华为在法律上注册为一家私人公司，但它不是私人公司。对两位加拿大麦克的审判与法律无关，而只是在加大未来谈判的筹码。中共经营的海外媒体不是媒体，而是宣传机器。中共统战机构下面那些学联、商会、同乡会、校友会等等也不是什么民间组织，而是负担着统战任务以及更加不可告人的任务。一带一路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项目，不如说是一个用心险恶的政治项目。北京热衷于举办奥运会不是因为对体育的热爱，而是为了共产党的宣传需要。中国批准了二十多个国际人权条约，不是为了遵守，而是为了操控。在联合国或任何国际论坛上，中国政府代表的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中共特权集团少数人的利益。——这些都是极为简单的事实，但世界已经被误导和混淆了太久。
有些人、有些国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对全球自由和民主的威胁，但还远远不够。一旦世界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的罪恶、野心和行为模式，就很容易找到可行和有力的行动：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抵制北京奥运会，禁止强迫劳动的产品，支持良心犯和维权人士，停止向北京出售监控技术，不把中国选进人权理事会，通过马格尼茨基式的制裁法案，审查中共渗透的媒体和协会，不把维吾尔人和突厥人遣返中国，不为腐败官员和侵犯人权者提供安全庇护，如此等等。
如果加拿大屈服于北京的欺凌，中国当局得到的信号将是人质外交是有效的，他们会采取更多的绑架和勒索手段。两名麦克、玉山江等遭受牢狱的加拿大公民值得同情和声援，加拿大需要更多的支持。但是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也最有迷惑性的专制政权给世界带来的深刻挑战，任何一个单一的自由国家似乎都力不从心。因此，建立一个更加积极主动、以价值为基础的民主盟友是无比重要和迫切的。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中共的狰狞面目越来越清晰和迫近，民主联盟正在迅速恢复和壮大，回击以中共为首的专制联盟的决心也越来越大。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