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斯大林和希特勒联手瓜分波兰。在苏联占领区，数十万波兰战俘被关进集中营。1940年4月5日，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做出《关于枪杀波兰战俘命令的决定》，会议纪要上斯大林的亲笔签名清晰可见。
随后，苏联士兵将被关押在卡廷等三个战俘营中的一万五千人杀害，同时还枪杀了七千名关押在其他战俘营的俘虏。这些被害者多为波兰菁英阶层：军队中的军官、政府中的官员、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律师、警官、神职人员等。
斯大林至死都不承认卡廷惨案。但在屠杀发生后不久，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就有一份详细的报告发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这份报告引述了一名目击者的证词：“犯人被带到山上。如果一个人挣扎，刽子手就会把他的衣服掀起来蒙上他的头，系在他的脖子上，并把他带到万人坑的边缘。在许多情况下，被发现的尸体就这样蒙着头，蒙头的衣服和头盖骨的地方被子弹打穿。那些宁静地走向死亡的人一定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在万人坑的四周，遇难者的尸体像沙丁鱼一样头对着脚排得整整齐齐，坟墓的中间却显得较为混乱。刽子手们踩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像牲畜围栏里的屠夫一样在血泊中践踏，拖拉着尸体。当所有这些已经干完，最后一颗子弹击穿了最后一个活着的波兰人的头颅之后，屠夫们把他们的双手用于最清白的工作：平整土地并在屠宰场的上面种上针叶树。 ”
上百名执行大屠杀命令的刽子手获得苏联当局的嘉奖，他们的名单还在报纸上公布。但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对外从来不承认这场大屠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才下令公布档案并启动相关调查。1993年，叶利钦执政期间，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总院专家委员会做出报告，其结论是：“两万多名波兰人遭到杀害，他们的家属被流放到苏联的腹地，这是反和平、反人类的最严重的罪行，这属于战争罪行，在更广的范围内，这应被视为是种族灭绝。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对此负有罪责。”然而，进入普京时代，俄罗斯政府又开始掩盖卡廷惨案真相。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却被普京下令关闭的人权组织“记忆”发表声明指出：“卡廷的罪行被隐瞒……俄罗斯当局在谨慎地保持沉默的同时，又再次试图减少不该减少的罪名，他们有意识地向社会灌输过去的谎言。”
2010年4月10日，波兰共和国总统莱赫·卡钦斯基乘坐专机到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参加在卡廷公墓举行的纪念活动仪式，却发生了空难悲剧，卡钦斯基与机上九十五人全部罹难。他那篇尚未发表的演讲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卡廷悲剧以及与卡廷谎言的斗争，对下一代波兰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因为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记忆和民主精神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整个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涉及每一个人，也涉及每个国家，涉及人类文明的过去和将来。卡廷惨案将会让人们永远铭记，人民和国家都可能受到奴役、被毁灭和威胁，永远铭记谎言有很强的欺骗性。卡廷惨案同时也将会证明，人民和国家终将——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刻——选择自由和捍卫真理。”
斯大林认为，波兰的菁英阶层会是他将波兰苏维埃化的拦路石，所以必须消灭掉。如今，作为斯大林学生的习近平，在新疆实行的政策，就用类似的方式来对付没有“归化”的维吾尔人。习近平和他的打手陈全国使用的手段，更加绵密、精致和毒辣。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习近平暴政的谴责及制裁程度，至今仍远远不够，所以习近平才会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消失在集中营深处的维吾尔人，他们是谁？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旗下“维吾尔人权项目”在一份名为《抓捕与失踪：维吾尔家园的知识精英被围剿》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是一种以史无前例的极端方式，强制实现同化的运动，目标是颠覆并消除维吾尔人独特的文化身份。据不完全统计表明，维吾尔知识菁英总失踪人数高达386人，包括大学校长、教授、作家、艺术家、记者、律师等。其中，只有4人被释放回家。同时，习近平政权严格审查、控制维吾尔文化遗产，如音乐、舞蹈、文学、历史等大量被查禁。维吾尔语的报纸被关闭，书籍出版被终止。
更可怕的是，许多维吾尔人文化和宗教菁英在被拘押期间非正常死亡。88岁的宗教学者阿卜杜勒赫德·买合苏力（Abdulnehed Mehsum）在集中营中死亡。《古兰经》的维吾尔语译者、82岁的维吾尔学者穆罕默德·萨利·阿吉（Muhammad Salih Hajim）在被捕四十多天后死亡，他的家人认为他死于中国当局的折磨和刑讯逼供。维吾尔作家努尔穆罕穆德-土赫提（Nurmuhammad Tohti）在被拘留时已经70岁，并有健康问题，在集中营被关押约五个月后死亡。57岁的维吾尔教育家与诗人阿卜都赛买提·肉孜第二次入狱后不久，在狱中死亡。当局告诉他的亲属，他没有受到酷刑，但他们不准亲属探视遗体，直接将遗体运到墓地埋葬。哥本哈根大学研究员史汀伯格（Rune Steenberg）指出，这些维吾尔人文化菁英，大都不是直接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政治活动人士，他们实际上充当了让更广泛的维吾尔社会与现代中国社会和平共处的桥梁。然而，习近平不需要桥梁，只需要奴隶。
“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指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学者、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被关进拘留营的事实，是对中共当局关于再教育营提供了‘职业培训’说法的最好反驳，表明那不是某种旨在让维吾尔人受益的教育项目。”乔治城大学历史教授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指出：“北京尝试用‘文化清洗’的方式找到新疆问题的最终解方。”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哈里斯（Rachel Harris）认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模式，持续研究维吾尔文化、与国外有联系的维吾尔学者已经被锁定了。”
日本学者熊仓润在《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一书中指出，维吾尔人和其他当地穆斯林，有的被淘汰，有的幸存下来，或在学校接受洗脑教育，或被拘禁接受改造，必须重生为“热爱祖国和对党绝对忠诚”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才能生存。中共在新疆的作为，用“种族灭绝”的概念已不足以完整表达，而更像是一种“文化的种族灭绝”。
美国学者戴伦·拜勒在《新疆再教育营》一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打造了一个铺天盖地的、高科技的极权主义监控体系，“数字监控时代出现如此巨大的体系，中国可以说是首开先河，为殖民主义与拘禁体系写下了历史新页”。新疆再教育营的运作方式，渗透到工厂和社区，这些科技为日常生活带来强烈而绝望的孤独感。拜勒谴责习近平及各级中共官员、警察等作恶者，也谴责科技系统的工程师——算法编写者、人脸识别设计者、DNA资料收集者，他们就是阿伦特所说的艾希曼那样的“平庸之恶”的代表。
2023年8月26日，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并赴南非国事访问后，直接飞到新疆视察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定位……要把开展反恐反分裂斗争与推动维稳工作法治化常态化结合起来”。说到底，习近平企图将维吾尔人变成中国人，将维吾尔人全面汉化；而不愿变成中国人、不愿接受汉化，希望保持其种族和文化认同的维吾尔人，就会统统划为“恐怖分子”，加以消灭——他们的命运，跟卡廷惨案遇害者非常相似。尽管今天的新疆还没有万人坑和焚尸炉，但在集中营中用酷刑折磨来“定点清除”已成为一种“新常态”。习近平所说的“常态化”，就是奴役的常态化、监控的常态化和杀戮的常态化。由此，他就将新疆变成了“旧疆”，变成了中共政权永远的殖民地。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