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烂尾，车烂尾，娃烂尾，国烂尾
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然而，中国已成烂尾之国，经济再也没有光明的前景，靠唱戏是拯救不了中国经济的。小学生习近平是经济门外汉，他不知道一个常识：经济政策不是唱戏，可以随意改编剧本。一旦经济出问题，必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再抱薪救火已来不及了。
烂尾楼是房地产行业陷入困境的标志。习近平二零二零年出手打房，房地产监管时代来临。却没有想到，新政没有药到病除，反而使开发商“半死不活”。台湾中央社报道，房地产企业长期以来的杠杆操作失去凭借，房子盖到一半盖不下去的烂尾楼问题，以及新房子卖不出去、建商大量减少建案等问题层出不穷。据野村证券报告显示，中国未完工的预售房屋数量超过两千万户。而像鄂尔多斯那样大量新房修好却无人入住的“鬼城”，已像癌症细胞一样扩散到全国。
中国汽车经销商在竞争激烈及需求疲软下，掀起大规模倒闭潮，近四年已有八千家车商倒闭，预估今年两千家关门，近五年倒闭的汽车经销商总计达一万家。新疆首富孙广信掌控的中国汽车经销商第一股的庞大集团，因业绩低迷，股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一元人民币，市值从千亿跌至六十五亿，被迫破产重整，退出A股。广东最大汽车经销商永奥集团因资金断链，旗下八十多家店一夕倒闭，不少车主付了车款无法拿到车，犹如买了“烂尾车”。
比楼和车烂尾更可怕的是，中国还出现一个新名词“烂尾娃”——因为中国失业率高，数千万大学生毕业陷入就业困境，从而催生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回到家乡当全职儿女。滞留在城市的，也前途暗淡。近期一篇名校毕业生饿死在出租房的网文，引发无数人的感同身受。这一代年轻人的人生像住烂尾楼和开烂尾车一样，被停滞在全面烂尾的状态。而所有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快速烂尾之中。
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亚马逊中国在其官网宣布，Kindle中国电子书店于当日停止云端下载服务。换言之，亚马逊就此全面退出中国市场。知名旅游指南《孤独星球》于四天前宣布，关闭其在中国的办公室，停止在中国的出版业务。八月二十六日，IBM宣布彻底关闭中国研发部门，上千员工失业。同一天，在中国深耕十多年的台湾知名餐饮集团鼎泰丰宣布关闭北京、天津、青岛、西安、厦门等地的十四家门店，八百多名员工失业。
这四家企业，并非深深嵌入中国、一时难以与中国脱钩的苹果或特斯拉，它们退出中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实质性影响微乎其微。但其象征意义却令人瞩目——他们或是重要的文化企业，或是高科技企业，或代表着某种轻度奢华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离开，显示中国正在走向一种反文明化或去文明化。
二零零零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量西方企业涌入，既要赚钱，更要将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价值带入中国，中美关系也进入近乎“战略伙伴”的蜜月期。然而，短短二十多年后，“中美国”如南柯一梦，梦醒时分，现实如此冰冷而残酷。若干外资企业撤离中国，“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中国与利伯维尔场经济国家从此“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这正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那场历史性演讲的主题。
国师姚洋的药方，能拯救深陷历史垃圾时间的中国吗？
至于与西方脱钩之后的中国，是继续繁荣，还是走向毁灭，那就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了。
早在二零二零年，享有国师之称的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论坛总裁读书会特别课上发表演讲说：“最近，我们都能感受到外部环境不断恶化。我个人判断中美的新冷战已经形成，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美国针对中国的实体列表也越来越长，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竞争在各领域展开，其中技术领域的竞争相对更深入、更广泛。”他一边盛赞习近平的抗疫成就，一边小心翼翼地建言：“我们千万不要误判认为这是美国的衰退，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国冒头的时机已到，去挑世界的大梁，我们还远远没到那个时候。”他进而提出应对此种长期性变化的三条原则：“我们应该在关键性领域加快自主创新。要更加努力地去维护一个开放和共融的世界创新体系，不能把中国隔绝在世界之外。要继续努力和美国保持比较密切的经贸关系，尤其是不能主动中断中美经贸关系。”
然而，姚洋的药方，治不好病入膏肓的中国。姚洋与习近平的关系，如同华佗与曹操的关系。姚洋不承认有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北京共识》，也不承认中国是极权体制，他的说法是，“中国在很多方面有很强的民主成分，是一种混合体制”，他希望中国这辆列车继续“打左灯往右开”，跟着美国一起发大财。但习近平却笃信“东升西降”，不认为中国有病，当然不会接受姚洋的药方并乖乖吃药。习近平不愿遵守美国制定的国际准则和体系，认为中国完全可以自己搞一套。
于是，中国只有死路一条。今天的中国，如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的明末：“一五八七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历史垃圾时间”指的是历史处于毫无意义的消耗阶段，这时候社会趋于停滞、社会痛苦增加并且由于观念性制约因素缺陷导致难以通过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走出停滞状态。这个说法很快在中国流行起来，人们托名说来自于经济学大师米塞斯。米塞斯没有直接用过这个词语，但他曾说过，从十三世纪以后，阿拉伯国家宗教正统强化驯服，最终扼杀了智识活力和独立思想——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与此同时，智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创新活动大量出现在西方国家，这是西方反超东方的一个契机。而早在一八二四年，美国思想家埃默森就在一封书信中写道：“准确地说，中华帝国有一种木乃伊声誉，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象一成不变地保留了三四千年。”
中国评论人胡文辉最早明确使用“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说法，他写道：“历史跟竞赛一样，免不了有很多垃圾时间的。当大势已定，败局难挽，无论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挣扎，只能求尽量体面地收场而已。”以此而论，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兵，清帝国从此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尽管此后还有同治中兴，但只是回光返照。一九零五年，俄国舰队对马海战中被日本海军击败，几乎全军覆没，俄罗斯帝国从此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尽管俄国的现代化仍在持续，但泥足巨人已然摇摇欲坠。而当代中国的历史的垃圾时间，不是始于二零一二年习近平登基，而是始于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奥运会。在万国来朝的盛世气象中，在镇压《零八宪章》的刚猛严酷中，不祥之兆已悄然弥漫。比起姚洋欲说还休的建言来，《零八宪章》才是真正的救命药方，但讳疾忌医的中共政权选择消灭医生来遮蔽真相。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