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才子金圣叹认为，雪夜闭户读禁书，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但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普通民众很难享受此一乐趣，就连中高级官员也屡屡因读禁书而被治罪。
近年来，若干因腐败问题落马的省部级高官，都被加了一项“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并长期阅看”的罪名。比如，中国前银行董事长刘连舸、贵州前副省长王晓光、浙江省前副省长和前省政协副主席朱从玖等人皆有此罪名。
被冠以此罪名的官员，财经系统特别多。如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原副行长沈锐、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张贵林、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周清玉、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原党委书记及董事长唐双宁、辽宁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前主任王英等人。
涉案人员中，湖南省的官员较为集中。如长沙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君来被通报的罪名之一为“私自携带有诋毁、污蔑中共国家领导人的书刊入境”；长沙市前副市长陈泽珲被开除党籍，头条罪名是“私自从境外购买、长期阅看、私藏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长沙市天心区区委书记、区长谢进被双开，被指“指使他人为其从境外购买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的书刊并向外传播”。
自薄熙来和孙政才之后屡屡被清洗的重庆官场也是重灾区。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前党组副书记杨宏伟、重庆能源集团前党委书记冯跃、重庆市丰都县国土房管局前党组书记李强华、重庆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党委书记王银峰、重庆市渝北区委前常委吴德华等，均被指“购买、阅读并收藏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籍”。
耐人寻味的是，专门负责维稳工作、迫害异议人士的政法、国保、监狱系统，也出现很多热衷于读禁书的官员。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国保支队前政委李斌被查，当局指其“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私自携带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入境并阅读保存”。湖北省监狱管理局纪委书记王宝平被“双开”，官方通报称，其“购买阅读歪曲和攻击中共十八大书籍”，并转发“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微信文章、图片和小视频等”。
从最富庶的上海到最贫困的贵州，官员们都有同样爱好：上海东方网前总裁、总编辑，曾任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网宣办副主任等要职徐世平，被“双开”的一条罪名是“私藏、阅看违禁书刊”；贵州省黔西南州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谦被立案审查，其“多种违纪违法行为”包括“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私藏和阅读政治性有害的违禁出版物”。
从最南方的广东到最北方的内蒙，禁书无孔不入：汕头市委原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原主任陈新造被“双开”，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郁志云被查处，罪名中也有“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
那么，究竟什么是“有严重政治问题内容的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网络音视频资料”？ 中国的现行法律对此并无明确界定，唯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有模糊的描述——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书刊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内容。 按照这种宽泛的标准，太多书籍会上禁书名单了。
全民洗脑，首先从共产党官员开始
严厉的出版审查、秘而不宣的禁书名单，是专制政权维持其统治的秘方之一。德国学者洛卡蒂斯在《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一书中探讨了东德政权的禁书模式和民众的反抗方式，与中共有异曲同工之妙。
东德当局宣称，审查在东德是不存在的。 其官方词典中对于“审查”一词的解释是：审查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文化政策。社会主义国家既不存在政治上的或道德上的审查问题，只是为了考虑到了个人和社会的需求，才有专人“为党把关”，负责图书出版及图书进口工作。在东德，通常由文化部出版社与图书贸易总局监控书籍的出版和传播。此外，在每个出版社，甚至在审查机构内部，还有国家安全部（斯塔西）官员和秘密线人负责监控。
对于公众的阅读进行监控，体现了专制体制维持其权力的决心和能力，并以此摧毁公众任何形式的颠覆资源和任何对当局统治合法性质疑。最有效的控制和培训监控技术的真正目的，是形成自我审查的氛围，将作者、电影制作人和词曲作者、记者和科学工作者都变成政权自愿的“精神帮凶”。
然而，东德共产政权没有想到，虽然查禁图书一度隔绝了人们对真相的认知，维护了体制的安全，另一方面却催生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信息和思想被查禁，成为稀缺产品，反而对民众产生莫大的诱惑。于是，大批“秘密读者”应运而生：除了大学生、知识分子、市民、工人、教徒之外，甚至有不少官员、警察、军人、教师和普通公务人员。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打破审查制度，从图书走私、行窃到地下印刷、复制与传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正是这些“秘密读者”，日后成为聚集在柏林墙前抗议的主力军，成为摧垮共产专制的巨大力量。
习近平却从东德等共产党政权覆灭的历史中汲取另一种教训——一定要用更强悍的方式对包括党员、官员在内的所有人洗脑、洗眼、洗嘴。 当然，他本人不在其中——他访问外国时，常常照稿诵读他声称很喜欢读的、该国经典著作的书单，但他忘记了，在他成长的毛泽东时代，他书单中的大部分书都是禁书，如果他真的读过这些书，他就是禁书爱好者或“秘密读者”，他也应该被有司治罪。
习近平视戈尔巴乔夫为共产主义的叛徒，感叹苏联共产党解散时“竟无一人是男儿”。顺应习近平的思路，中国御用学者们撰文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乃是禁书不够、洗脑不够。曾任王震秘书和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明在《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一文中指出，一九八零年代后期，苏联出现了“谁批判这个制度谁就会受到欢迎”的混乱局面，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大行其道，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时髦。一些原本宣传党的政策的报刊改换了“阵地”：《消息报》成为激进派的“传声筒”、《莫斯科新闻》变成“民主派”的“旗舰”，《星火》杂志被尊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大军的大炮”。他批评说，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在思想上行动上完全投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卖苏联核心利益以换取西方的信任，结果换来亡党亡国的悲剧。他的结论是：苏联的教训深刻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走屈服、投降西方国家的道路，改旗易帜，必然自取灭亡。所以，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警惕、抵制和及时回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李慎明等人的建议，深得习近平青睐。尽管习仲勋与王震是针锋相对的政敌，但习近平更愿意成为王震的“精神之子”，因为王震才是共产主义以及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习近平就对王震秘书的奏折照单全收。
习近平在反腐运动中塞入私货，在落马官员的罪名中增加“购买、携带、阅读、收藏、传播禁书”的罪名，其目的是让八千多万党员成为木头人或僵尸，跟着他这个“花衣吹笛人”一起浩浩荡荡地走进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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