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来自官方的政治宣传，或者出自实事求是的科学统计，当代中国的确在很多领域的成果里都排上了世界前列。但有一个排名前列，却鲜为人知的领域，就是在中国恐龙化石的出土和研究。日本作家安田峰俊身兼「记者」和「恐龙迷」两种身份，在新作《恐龙中国》里，钩勒了当代中国古生物学者研究恐龙化石的今昔物语。
恐龙化石的故事里不只有恐龙，还有历史、社会和政治。虽然如此，但安田峰俊仍然私心期待，恐龙研究，这个在中国仍然尚称”正常”的领域，能够一直”正常”下去。
安田峰俊大学时专攻中国近代史，当年就曾交换到深圳大学研习。他接受本台的中文采访，听、说毫无障碍。他报道中国作品的特色还不只是多，而且范围之广，出人意料。2019年，他的《八九六四》一书获得大奖；《移民、弃民、遗民》关怀新疆维族及台湾人的国家认同等议题。而《性与欲望的中国》，更直接探讨中国人的性欲望及性产业。
关怀触角很广的安田峰俊，这次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恐龙化石。原因起于童年看的漫画《哆啦A梦》，机器猫借着超能力，把一大批恐龙”请”到日本作客。他说，这段奇想漫画故事，让他从此成了恐龙迷。
回到科学研究，安田峰俊说，和其它国家相比，近、当代在中国出土的恐龙和恐龙蛋化石，数量和多样性都是数一数二的。除了让中国成为古生物学重镇以外，还为中国增添了大量的观光资源，特别是恐龙化石出土的地点，很多都是偏远的乡村，恐龙带来的观光收入，成了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源。
古生物学开山始祖，晚年在牛棚度过
当然，中国古生物和恐龙化石的研究传统，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出生于光绪23年（1897年）的杨钟健，被誉为中国古生物学的开山始祖，在四川出土的”马门溪龙”是杨钟健最重要的发掘成果之一。这里还件趣事，四川有的是”马鸣溪”而不是”马门溪”，是因为杨钟健的陕西口音，让出土的地点从”马鸣溪”被记载成”马门溪”，一路”错”用到今天。
但民国学者只要是1949年之后仍留在中国的，几乎没有人避得过文革之祸，杨钟健也难逃下放命运。安田峰俊写道，杨钟健晚年最后的研究课题，是在牛棚里做成。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9年1月杨钟健逝世，最成熟、精华的晚年人生，就在文革中消磨殆尽。
中国近年出土的恐龙化石，数量和种类在世界各国之中数一数二。但过往被当作「中药」吃掉的恐龙化石，也不知道有多少。重庆”宝峰龙”就是一个感人的守护故事。当地一对老夫妻，以自己的力量力量保护着恐龙化石，不让其他人，或者是卖药的贩子来采集，坚持等到国家科研人员来研究。最后先生过世了，老太太终于等到科学家前来发掘。
但安田峰俊也说，这只是一个成功守护的例子，而没有成功守护，被吃掉、破坏的化石，实在难以孤估计。
恐龙研究的历史里，也留存了政治的影响，例如1998年在辽宁发掘，推测外型近似鸟，身披羽毛的”邹氏尾羽龙”，它被命名「邹氏」，就是意在致敬始终支持恐龙化石发掘的中国前任副总理邹家华。
恐龙名字，有时很政治
安田峰俊观察到，在恐龙的命名里经常见到政治作用力。例如2001年在新疆出土的「左龙」，就是为了表彰为清政府在新疆建省的名臣左宗棠。除了政治，多种恐龙的名字里还带着「中华文化」元素，例如太白华阳龙、东坡文雅龙，表彰了李白、苏东坡两位古典诗人；赵氏敖闰龙，取名来自《西游记》中的西海龙王「敖闰」。
在安田峰俊看来，这些都是政治渗进古生物学和恐龙研究的痕迹。但他也真心希望，政治的沾染能到此为止就好。
“我绝对不是说中国不好，而是追求知识还是需要从多方面吸收。”安田峰俊说，“中国近年，尢其是疫情之后，很多领域不愿意从西方吸收新的知识。在恐龙这个领域的专家，很多知识仍然从美国、欧洲和西方学习，（中国学者）还比较谦虚一点。这还是比较正常的。”
安田峰俊说，在中国现今的政治、学术气氛之下，恐龙研究领域，相对还是一个很能与世界知识界对接的正常领域。他真心希望能这样的现况能一直维持下来，否则“再政治化下去，哪一天真的出现’习氏中华伟大龙’这种名称，真的就太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