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武汉封城走向尾声，引发诸多争议的方方日记也迎来了最后一篇。有武汉居民告诉本台，方方替武汉人担起了记录历史的重担，减轻了他们对自我的拷问和折磨。
3月24日，武汉作家方方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为题，写下武汉封城62天之后的第60篇日记。
3月25日起，湖北省除武汉市外解除封城。4月8日起，武汉将正式解除封城。自1月23日以来，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武汉封城将走过76个日夜，划上句点。
截至24日，武汉累计死亡2526例，确诊50006例。
这场仗打得并不轻松。自大年初一写下第一篇日记以来，方方记下了她在隔离期间所见所闻的人间百态，包括常凯导演一家四口的逝去，李文亮死后武汉人以电筒照亮黑夜并吹响口哨的祭奠，包括火葬场的运尸车日夜不休，出院患者核酸转阳，柳帆等一线医护九死一生。
她感激那些为武汉“见孔便堵，见缝即填”的志愿者，有组织接送金银潭区域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汪勇，为上百居民买药而遭举报的吴悠，还有从四川赶来为医院做饭的刘鲜。
她愤恨无数专家媒体沦为权力的喉舌，“‘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她感叹民众同为受难者却彼此谩骂，“封城闭户急，民在疫中泣。本是同难人，相煎何太急。”
方方在最终篇写道，历史必须记录，追责断不能忘：
“如果我们放弃追责，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日子遗忘，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设若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武汉人：方方挑起了我们的担子
余全红在封城期间是方方的忠实读者。她不相信官媒的消息，独自封闭在武汉郊区的家中，犹如深陷孤岛，既有对疫情扩散和物资匮乏这一系列未知现实的恐惧，也对同乡逝者怀有一种兔死狐悲、同病相怜的哀伤。她也曾问过自己，这场灾难，要不要写，要怎么写？直到她看到方方日记，松了一口气：
“如果她不写，就会有别人来写，必须要有人来写。谁来写呢？我们当时都在拷问自己，要不要写？她是在为所有的人承担这份责任。没有她担当，我就得不停的拷问自己，很折磨。”
余全红认为，方方日记的价值在于当时当地的记录历史，以一位武汉公民的视角平实无华地记录她的日常、关怀朋友。余全红很早就读过方方的作品，最喜欢她的小说《埋伏》，关注一个小警察的坚守和执拗，对主角的心理描写细致入微，笔法幽默尖利。
二十多年过去，再度站到大众视野里的方方还是余全红所熟悉的她，爱护微小的个体，并敢于担当：“为什么武汉人对她很敬重？因为她把我们的责任担当起来了。我们每个武汉人都有这份责任。我肯定做不到像她这样坚持下去，坚持60天，而且面对那么多的骂声。如果这件事那么简单，就会有很多很多人写。正因为不简单，只有她一个人写。”
那些被方方称为祸国殃民的极左人士，不断地对方方日记进行举报和攻击。在余全红眼中，这些人有着低劣的思维和语言，没有货真价实的批评，也分不清左派右派：“批评她的那些人，根本不配批评她。他们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只会谩骂和胡搅蛮缠。这些人就是小丑。方方没有站在政治立场上去说话，她就是武汉公民，发出对真实的命运和周围的人的关怀。”
上周热传的《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中，作者写道，“家丑不可外扬，不知道方方阿姨您小时妈妈告诉过您没有？方方阿姨，您知道人最困难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吗？不是垂头丧气，不是满眼失望，而是坚持的理由和活下去的信心。”
余全红反问，“什么叫家丑不可外扬？什么叫爱国？公民对国家的批评是最好的爱。只有在批评中，才能改进，没有十全十美的国家和政府。哪有不能批评的国家和政府？”
叶海燕：不要过度神化方方，真正的仗还在后面
方方引述《提摩太后书》中使徒保罗的话，为最后一篇日记划下句点：“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中国女权工作者、画家叶海燕指出，方方在疫区发声非常有担当，但真正的仗还没打完,真正的战士还在受苦，“人们只是在疫情面前做了勇敢的应对。如何避免我们在下一次事件中受到伤害？我们做的反思和追责还是不够。方方这句话说得非常俏皮，非常漂亮。她所面临的压力比起许多公民运动者要小许多，王全璋最近要出来，他都坐了四年牢了。”
叶海燕指出，有些赞美方方的声音过于情绪化，因为老百姓在灾难和痛苦中，随时随地渴望一个神，一个精神支柱。
叶海燕从小在武汉长大，她所了解的武汉人桀骜不驯并且珍视尊严，如果政府和外界不顾及武汉人心里的痛，这段创伤还会延续很久，甚至引发群体性愤怒。
她认为，武汉是一座激发人创作热情的城市，文学艺术拔尖的人才辈出，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沉默是不正常的，很多人没有找到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
“这群知识分子是一群又聪明又坏的人，心里揣着明白就是不说，不是害怕，是不屑于说了。前几年，从民间到知识分子到各个行业的声音都出来，是因为大家还对国家抱希望。”
疫情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一片沉寂，方方成为其中独当一面的发声者。此外，还有纪录片导演艾晓明、女权活动人士郭晶记下封城日记，艾晓明受到警告不可接受外媒采访。
不过，叶海燕相信，武汉解封之后，很多声音会流传出来，因为武汉人不是能把事儿放在心里的群体。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之后，经过细节的拼凑，这段历史会被还原，真相不会被掩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