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修订《执业医师法》，除了建议改名为《医师法》，也宣称吸收武汉肺炎疫情的防控经验，规定医师及时报告突发不明原因疾病，但在两种情况下，医师必须服从当局调遣。有关修订受到舆论批评，质疑当局没有真正吸取疫情教训，也不希望第二个李文亮在中国出现。
中国爆发武汉肺炎疫情初期，多人被指造谣，包括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当时他在微信群组表示，华南海鲜市场确诊多起萨斯，提醒民众防范，其后，李文亮被指在网上发表不实言论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直到李文亮感染武汉肺炎殉职后，国家监察委才发表调查报告，为这位“吹哨人”平反。
建议修订的《医师法》宣称吸收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做法，规定医师发现传染病、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时，应及时报告。但《医师法》同时列明，每当紧急情况及国防动员需求，医师应当服从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调遣。
紧急状况定义完全由政府说了算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有关条文自相矛盾。
夏明：“国防安全方面当然是国家军事安全和战争等等，因为中国任何东西，包括病毒研究，是否跟国防和军事有关，跟地缘政治军事有关，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很多东西扯到军事上就全部属于军事保密。大家不能追究，甚至不能吹哨。紧急状况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什么叫紧急状况完全由党国任意解读。”
他质疑制定《医师法》的作用和目的。
夏明：“做给世界看的，‘我们很重视也有详细立法。’但问题是中国的法治很多是宪法条文上的，不许你取用，就像中国外交部原来的一个发言人姜瑜就讲的很清楚，‘不能用法律来作为挡箭牌。’”
至于何谓“紧急情况”和“国防动员需求”，夏明担心，最终会由全国人大说了算。
夏明：“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可以不断以但书（法律列明的例外情况），所谓紧急情况，或者国防动员情况无限延伸或任意解释，因为在中国，毕竟要解释一个法律，可以由人大来解释或释法，香港的情况就是例子。根本在于，没有公正性的解读，也就是供大家来参观，实际要运用起来任意性就会非常强。”
他把“医师应当服从当局调遣”比喻为“法西斯”。
夏明：“它把防疫一下进行准军事的动员和控制。医生很多的决策自主权或者科学证辩都不许进行。如果它对医生进行这种军事化管理，它对病人同样也会进行这种高度军事化管理。强制收容，或者动用公安城管把他们的门堵上。”
张海: 当局不愿意看到第二个李文亮出现
李文亮在不少中国人心目中是防疫英雄，但家人感染武汉肺炎身亡的武汉人张海相信，当局根本不愿意看到第二个李文亮出现。
张海：“它不希望再有李文亮或者艾芬这类人出现，因为我们国家对维稳是看的很重的。很多东西它想掌握，但又害怕掌控不了，心理是特别矛盾的，既要维护政府的脸面，又害怕失控了。”
舆论一直质疑武汉市和湖北省主要领导班子对疫情反应迟缓。其中市长周先旺曾透露，作为地方政府，市长即使获得疫情信息，也必须得到授权才能依法披露。
张海：“关键还是要看这个人有没有魄力。打个比方，如果新冠发生在深圳的话，我相信绝对不会像武汉那样爆发严重的后果，真正有作为的地方领导人，当地爆发了新冠这种病毒的话，他可以决定采取行动。”
时事评论员桑普则认为，武汉肺炎疫情扩散关键不是医生有没有即时报告，而是他们的上级到底是医务人员，还是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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