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又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新闻自由日。随着中国政府一再收紧对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掌控，对推进社会进步具有重大作用、被誉为"第四权力"的新闻业在中国面临生存困境。中国新闻环境会一再恶化吗？还具有新闻理想的中国媒体人何去何从？
今天是联合国大会设立的第30个“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的主题是“塑造权利的未来：言论自由是享受其他人权的推动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通过视频致辞表示，在今天、在每一个世界新闻自由日，全世界都必须发出同一个声音。
据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球至少有67名媒体工作者遇害，同比增长50%，令世界震惊。与此同时，中国的记者也面临险境。据本台此前报道，疫情期间拍摄新冠病毒死者尸体的武汉公民记者方斌遭到中国政府三年的关押。本台日前报道，在本该重获自由时，方斌却去向不明；追踪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日前获刑四年仍在羁押当中，健康情况也并不乐观；揭露徐州“铁链女”事件真相的媒体人赵兰健也被当局跨境追捕，流亡海外。
业内人士：中国新闻审查一直存在且严格
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的程益中此前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工作多年。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即使是在南方报团最繁荣时期，中共也未曾放松对新闻媒体的审查和对言论自由的管制，只不过当时尚有真正有新闻理想的记者在夹缝中艰难生存。
“我认为中共一直没有放松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但毕竟在具体执行环节中，在当时还是给我们这些抗争者有一定的空间，就是说不冒犯最高领袖或冒犯这个政权，在这个层面下还是会维持一定新闻自由的存在。”
但他认为，而在现今的新政权下，顶层设计和底层架构已经彻底不能容忍一丝一毫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有新闻理想、愿意突破言论钳制的这些资深媒体人，纷纷被调离或被迫离开管理岗位，发稿权完全掌握在党手中。
“其实那个时候管制也是严格的，也都是存在的，禁令也都是一天发几十个的。但当时还有我和我这样的总编辑、主编，能够决定发稿权的这些人，还有相当大的担当和勇气。”他感慨说，这些人要么为了养家糊口向当局妥协，要么像他一样彻底离开这个有毒的环境，或是流亡，或是转行。
他回想疫情初发时期，中国政府初期不仅指使新闻媒体对此噤声，还通过媒体平台进行所谓的“辟谣”，并无一家媒体真正做到揭露事实、警示公众。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早前报道，内部文件显示，从李文亮首度收到官方警告到2020年4月8日武汉正式解除封城的101天里，仅央视网就至少先后发布过131条指令，其中就包含了“不报道”指令，还企图通过中共叙事来塑造疫情舆论走向。
不仅如此，程益中还观察到，现阶段即使是中共当局直接管辖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也选择“不报道”并保持观望。
他说：“干嘛去惹这个麻烦？所以现在成了’有闻不报’的状态，只报一些完全无关紧要的、或者是党的主观意志的新闻。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必须的。”
本台记者发现，去年11月24日，由于过度防控酿成的乌鲁木齐大火发生后，并无一家中国媒体及时报道。作为中国新闻风向标的《新闻联播》对此只字未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而在隔日就所罗门群岛遭受地震灾害向所罗门群岛总督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及官媒的置若罔闻瞬间引爆舆论怒火。
自媒体时代是否能够突破言论钳制？媒体人：过于乐观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人都是记者”的自媒体时代来势汹涌。在疫情初发时期，多家自媒体发布涉及疫情失控、政府问责的多篇文章，一经发布就引爆全网，随后均被迅速删除或屏蔽。
但程益中认为，将新闻自由的希望寄托在自媒体上完全是无望的。他说，能够面世的自媒体首先经过了严格的自我审查，质量良莠不齐，主观新闻和虚假信息铺天盖地。虽然偶尔能够撼动中国政府的言论钳制，但“用谎言对抗谎言”，也只不过是给官方整顿行业提供了“理由”。
今年3月10日，中国中央网信办召开全国会议，部署开展新一轮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的清朗专项行动。
该会议指出，一些自媒体造谣传谣、恶意炒作、假冒仿冒等违法违规行为，“挑动网民情绪、撕裂社会共识、污染网络生态，”其恶劣行径甚至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会议强调，整治自媒体乱象是打赢网上意识形态斗争，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必然要求。
早前因曝光中国官员性丑闻而遭到打压的调查记者纪许光书面回复本台称，当年中国数得上的调查记者，已经几乎全部转行。不仅因为短视频时代话语权被黎民百姓瓜分，官方话术体系也一再收紧对话语权的掌控。
他说：“新闻理想这个东西，已经被政治化，人们只希望选择那些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东西看，严肃媒体更没有出路了，非常悲哀。”
大批中国新闻人被抓捕和噤声 新闻自由度全球倒数
中国媒体作为宣传舆论导向机器迅速启动，不仅奉行不报道、撤热搜、降热度的原则，伴随而来的还有因言获罪的案例。
去年反对封控、反对习近平的“白纸运动”轰轰烈烈，热情淡去后，不少参与者被抓捕、被失踪。而这些人中，新闻从业人员占比并不少，包括《新京报》记者杨柳，《人物杂志》记者王雪，前财新记者秦梓奕及北大出版社编辑曹芷馨。而大部分人不得不用保持沉默换取了短暂的自由。
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潘文（John Pomfret）在中国大陆、香港从事新闻工作多年，还一度因报道1989年“六四事件”被中国命令离境。他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中国新闻环境一度宽松。因此他对如今仍坚持在体制内的中国记者抱有希望，他说，这些记者知道如何把握机会，传递真相。
“最近二十年中国的新闻情况变得越来越紧张，中国的有关部门卡得越来越严。但是中国新闻还有一些好的机会，像财新、财经，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报道，还可以露出一点有趣的消息，尽管他们写得特别微妙、特别婉转，但不是一个百分之百新闻死掉的情况。”他说：“我觉得还得等一段时间，现在都是高压，审查得很厉害。我作为一个想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我从中国的媒体还可以得到一些消息，但作为中国记者，他们压力比以前大多了。中国记者的处境的话，我估计得等到习近平下台后才会有所好转。”
本台记者查询记者无国界组织（RSF）近五年的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一路飞速下滑，今年跌至第179名，仅强过末位的朝鲜。
记者：经纬 责编：梒青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