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法国巴黎、致力于维护新闻信息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一发布题为《中国追求的世界传媒新秩序》报告，对中国政府近年来超越国境控制新闻媒体和信息等活动进行调查，并警告，相关威胁也隐含在中国目前试图在全世界推广的“一带一路”倡议当中。
“无国界记者”的报告指出，虽然中国在2018年180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评比指标上排名176，但却在向全世界扩展自己对新闻自由的控制。中国政府正在把用在国内的新闻审查制度和信息控制向海外输出。中国政府对外控制媒体的做法包括，通过驻外国的大使馆和孔子学院网络，向海外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正确”的言语；当局还威慑任何对中国的批评，并设法掩盖自己历史上的阴暗篇章。但外界鲜为人知的一点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的新闻自由所构成的威胁。而这正是这份报告的调查重点。
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通过多种手段向世界不同国家的媒体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这包括在许多国家设立国际电视广播，并进行现代化改造；对外国媒体进行大量投资、从国际媒体购买大量广告、渗透外国媒体机构，甚至还不惜使用讹诈、威吓和骚扰的手段来压制批评中国的信息。
“无国界记者”的报告还指出，在过去10年期间，中国当局耗费巨额发展能够触及国际公众的媒体能力，而且取得了成功。例如，由中国政府开办和控制的 中国环球电视网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CGTN)电视节目在140个国家播放；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则用65个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国当局还得以说服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记者，前来中国接受北京对他们进行培养 所谓“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训练，以使这些记者对中国进行正面报道。而这些记者的旅费全部由中国政府承担。
至于海外华人社区的中文媒体，虽然其中不少过去对中共政权持批评立场，目前却几乎全部已被中国政府收买，并被融入了中共宣传机器当中。
海外中文政论网刊“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指出，中国政府对海外媒体扩展控制的这几种方式中，最难防范和其结果最难以估测的就是，它对外国媒体的大量投资和从外国媒体大量购买广告等：
“中国政府对海外媒体扩展控制的主要方式中，第一种是比较容易鉴别的，因为是中共直接出面，在别的国家设立中国媒体，它们就是中共的喉舌，而美国政府也已要求类似的媒体机构登记成‘外国代理人’。但中共并不出面，只是在背后大量投资于某些媒体或从它们那里购买广告的做法，就很难确定这些对被投资媒体的报道产生了什么影响等。而且惩罚这些媒体也很难，因为不能也要求这些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等。”
“无国界记者”的调查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也在向世界各国出口自己的新闻媒体监控工具，其中包括百度搜索引擎和微信即时通讯平台。中共还鼓励其它的专制政权效法对媒体的压制性管控，而这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已经是相当有效的策略。
更有甚者，中国政府还不惜通过恐吓与暴力手段，试图迫使那些已经旅居民主国家的异议人士保持沉默。中共的恐吓的对象还包括自由撰稿人、主要媒体机构、出版公司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等，新闻报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逃脱不了中共的“无形手臂”；甚至中国驻外国的大使如今也毫不犹豫、相当缺乏外交风度地，公开贬低所在国媒体批评中国政府的报道。
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把台湾当作自己刻意传播不实消息的主要目标。报告举例说，台湾驻日本大阪的外交官苏启诚自杀身亡，就是中国政府操纵舆论和散布谣言的恶果。报告说，而面对来自中国的这些威胁，民主国家显得措手不及。
海外中文新闻平台“博讯”的主编韦石也指出，中国当局对海外媒体的控制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拒绝延续一些海外驻华记者的签证或驱逐外交记者等做法，都是中共力图控制和影响海外媒体报道的一些手段：
“中国政府给哪个媒体的哪些记者发放签证，允许哪些记者报道哪个会议，允许哪个记者问哪个问题等，都是中国政府多年来针对国际媒体使用的杠杆。我想，在中国的外国媒体，有时在报道一些敏感事件时都是在别人炒作了一段时间后它们才报道，这是不是也与他们与中国政府达成的一种默契有关。中国当局多年来一直用类似的伎俩试图控制和降伏外国记者。”
“无国界记者”秘书长克里斯托弗-德罗尔(Christophe Deloire) 指出，对中国政权来说，新闻媒体和记者的作用不是制衡权力，而是应该服务于政府的宣传工具。若民主国家不对此进行抵制，那中国当局将把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施加于全世界，而这显然是对新闻和民主的威胁。
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这些行为不仅威胁全世界的新闻媒体，也威胁到民主体制。
(记者：希望；责编：何平 网编：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