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周三（3月1日）发布一份报告，外国记者2022年在中国经历了广泛的疫情管控、持续的骚扰和监视，新闻自由遭到严格限制。这些驻华记者具体的感受是什么？他们的采访对象又是如何应对的？
就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发布这份报告的前几天，身在澳大利亚的华裔异见艺术家巴丢草在推特上透露，有人冒充路透社记者向他套取海外异议人士的身份信息。路透社后来证实，该社两名驻中国记者的身份被盗用。巴丢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很可能是中国公安所为。但本台无法独立证实这一说法。
这则消息传出后，一时让在华外媒有些风声鹤唳。本台记者采访到一位在北京的外媒记者，在十分钟的采访最后，她一再询问记者的身份，希望确认记者确实来自自由亚洲电台，“我今天刚刚看路透社的报道说，有中国官方人员假装是外国记者的事情，所以我真的是很小心。”
恐惧其来有自
出于安全原因，这位记者不愿透露她的真实姓名和她所在新闻机构名称。她的这种恐惧或担忧对于在华外国记者来说，似乎不难理解。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周三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近四成受访记者表示，2022年，至少有一位他们的采访对象因为接受外媒采访而受到中国警方的骚扰、拘留或其他负面后果；45%的受访记者表示，他们的中国同事也遭遇类似的官方压力。
上述匿名的外媒记者介绍说，他们在采访有些敏感话题的人物时都有顾虑，“我们自己觉得，哎哟，如果我们找人采访的话，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压力？所以我们会考虑要不要做这样的采访，有这样的顾虑。”
而这种顾虑并非存在于记者这一方。“709律师大抓捕”案主要受害者之一的一位人权律师匿名告诉本台，他周三刚刚接到一个外媒采访的邀请，希望与他谈一谈“709案”的内幕，但出于安全原因，他不得不婉拒。
另一位中西部某城市的市民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则指出，因为自己是警方常年监控的异议人士，派出所多次给她打招呼说，不得接受外媒采访。周三晚，她告诉本台，“现在因为我在争取退休前的生活待遇，派出所希望我不要接受外媒采访，今天‘某外国媒体’还电话我，我说不方便。”出于安全原因，受访者不愿具名。
她对警方的这种监控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她坦率地说，“我是全监控，包括所有电话和网络。”
外媒记者对自身的担忧
除了担忧受访者受到中国官方的骚扰之外，这些在华外媒记者同样非常担忧自己的安危和能否完成既定的采访任务。2022年，由于中国很多大城市不时采取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外媒记者的采访受到了很多的阻碍。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显示，近一半的外媒记者在2022年被中国官方以安全或健康为由、拒绝进入或离开某个场所；而实际上，根据中国的标准，他们并不构成任何健康风险。更有超过一半（56%）的外媒记者去年被中国警方或其他官员阻碍采访，这个比例比2021年稍低（62%）。
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南部清香去年2月就曾向记者透露，在李文亮去世2周年之际，她前往武汉采访，遭到警方的全程跟踪，“我此次采访的目的是李文亮去世2周年。去了医院、墓地，公安到哪里都跟着我。”
南部清香在武汉的联系人当时告诉本台，她的这次采访非常不顺利。南部清香还告诉记者，“我坐飞机回上海，那时候也有公安。”
前述那位匿名的外媒记者也向本台记者讲述了相似的经历，“我不太清楚他们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去武汉、厦门等地的时候，他们一直跟着我们，拍照、拍视频什么的。”
她解释说，她还不属于专门采访敏感新闻的记者，比如去年12月初中国解除疫情封控前夕，她去武汉采访当地人的生活以及封控情况，但采访过程同样受到跟踪和监控，“比如我们去那个海鲜市场、还有武汉大学等地拍照，就这样，他们就一直跟着我们。”
这位记者说，她至今还没有遇到中国警方直接用暴力阻碍她的采访，但她知道同行有记者遭遇到这样的情况。去年11月底，上海“白纸运动”期间，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劳伦斯（Ed Lawrence）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采访抗议活动时、遭警方殴打和拘押，引起世界舆论的哗然。
阻碍手段花样翻新
中国官方对外媒记者采访的阻碍手段远不止这些直接的监控、跟踪或阻拦，也有一些看似比较正式的渠道。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指出，超过一半的受访驻华外媒去年没有等来新的记者J-1工作签证；在那些没有得到记者签证的人当中，有六成被告知，因为地缘政治紧张的关系，他们的签证被推迟了。另外，去年中共二十大召开期间，有近四成的外媒记者没有获得采访申请的许可。
这份报告总共采访了102位驻华外国记者，他们分别来自30个国家或地区的新闻机构。
这些做法显然给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带来了不便。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发布的202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5名。
记者：王允 责编：郑崇生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