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让台湾与香港社会的关注，由街头的“役情”转为病毒的“疫情”，很多台湾人在问“反送中运动不是结束了吗？”但事实上，直到今年初，来台避难的年轻运动者人数仍在增加，卸下面罩的流亡者已有300人左右。被困在异乡的他们，接受的援助有限，而面对尚未有重心的日常生活，他们有的被迫成为“废青”，有的开始在台湾寻找盼望。当运动的瞩目不再，10多岁、20多岁的他／她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这场运动对自己人生的影响会是什么？
文／李雪莉、陈星颖 摄影／杨子磊、陈星颖
“老实讲，现在香港真正比较有能力做一些大的事情的人，要不被抓、要不被自杀、要不就跑了。”见到22岁的Carol，是在凉风阵阵15度的台北夜晚，她穿着黑色短T、戴着黑色口罩，脚上踩着塑料脱鞋。肿大的脚踝外，还背着看不见的脊椎损伤。
她是来台湾避难，疗伤的。
被淡忘的香港抗争者，仍持续流亡来台
2019年底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胜选，2020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后“芒果干”（亡国感）消失，再加上1月下旬COVID-19肆虐、2月7日台湾开始对中港澳封关（注：暂停受理港澳居民申请临时入境停留），反送中运动里的港人身影渐渐被台湾人遗忘。
但实情是，直到现在香港每天仍有抗争者被捕。根据香港媒体在3月的统计，从2019年6月中旬至今的9个月里，已有至少7,704人在反送中示威活动被警方拘捕，其中有1,198人被检控，50人被定罪。
因反送中运动被迫“旅行”、避免被港府检控的运动者，在台湾封境前陆续离港，其中多数是像Carol一样30岁不到的年轻人。在台的香港流亡者可能已经从2019年底的200人，突破到300人。
不像一般的远行者，Carol的大行李箱只带了3件衣服，她1月中旬搭上往台湾的飞机，在惊惶中离开香港。事发在1月14日，旺角土制炸弹案件逮捕了一群被她称做是「总部」的人，她与不少前线运动者的联系方式也在被捕运动者手机里。Carol在与朋友商议之后，对方建议她尽速离开香港。果然，前脚才刚走，警方没多久就在她家门守候。
因为语言相通、文化相近，台湾成为了不少香港抗争者逃亡海外的首选。匆匆地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台湾，Carol先在台北住了1个月，“但是真的不行，这边的生活节奏跟香港太像了。”完全没有办法放松的她，在网络上认识了住在南部的手足，于是决定搬到那里住，“你们书里（指《报导者》出版的《烈火黑潮：城市战地里的香港人》一书）也有来台流亡者的身影。”她在南部生活这两个月，还偶遇了Telegram里隶属同一个小队里的队友，14人里头有3人逃至台湾，最小的，只有15岁。
除了安全以外“什么都缺”
与Carol见面的这天，她是搭着客运北上的，“高铁贵啊，一张高铁1,000多元，客运一张还是500多，来回加起来也没有单程的高铁贵。”客运晃呀晃来回8 每两周，她和上百名逃至台湾的香港运动者都得走一趟民间团体，领取协助运动 者的津贴。
不少人从运动者的社群媒体上看到运动者的贴文，觉得他们过得挺好。声量大又足，总在第一线担任“大声公”的Carol说：“其实老实讲，我们来这边除了安全以外，啥都缺！不要以为我们过得很好，真的没有很好。有人说『妳住的房子已经比香港大』，不是，这个是台湾本来房子大的问题，不是我们有钱好吗！然后又说『没钱不要喝那么多酒』，我睡不着，我在香港吃安眠药已经睡不着，我来到台湾你觉得我就突然睡得着了吗！”
参与反送中运动前，Carol其实过着多舛的童年。她从小被亲人施暴，5岁就有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青春期被诊断出“边缘性人格障碍”。没有读过中学的她，13岁被赶出家门，曾经一度过着露宿街头的生活，直到合法工作的年龄，才到美发店上班赚取生活费。
当反送中运动爆发时，因为朋友的邀约，Carol开始走上街头，亲眼看看自己的家园正在发生什么事。起初只是以“和理非”的角色与伙伴同行，直到2019年8月31日，她阴错阳差地搭上了所谓的太子站“尸杀列车”，目睹警察直接冲进车厢殴打群众，从此踏入勇武抗争的路，“那天我真的确实感觉到：『别以为你不鸟政治就好，政治它会自己找上你。』”
头盔、手套、防毒面罩的基本装备一穿戴上，Carol绝望暗黑的人生突然有了战斗目标。从尖沙嘴快闪到参与理工大学围城，她几乎无役不与，甚至为此暂停了美发的工作。随着运动进展，她在身体陆续纹上“香港加油”的翻转字以及火魔法师的图像，“就算我变成浮尸，他们砍掉我的头，至少你还认得出是我啊！总会有些刺青砍不掉吧！”
透过运动建立起的认同和信心，因异地生活而凋零
高强度的运动、抗争者齐上齐落的行动、刺在身上的印记，把Carol与运动镶嵌在一起。她和不少运动者都在过程中，从一名不关心社会的“港猪”（注：香港对“政治冷漠者”的俗称），或不知生命意义为何的愤青，重新找到自己在社会的位置。他们不讳言也开展了一场重拾和追寻自我的旅程。
“旅行者”多数和Carol一样青春，年龄介于15岁到30岁之间。这群人是香港史上最年轻的运动者，这场运动也是1967年香港左派发起“六七暴动”后，最多人被捕的一场运动。他们与过去台湾民主运动时期多半有律师、医师、社运资历的运动者不同，许多人都在求学或在打工，因为仓促跨海来台，学生生涯也因而中断。
卸下装备的他们，与时下年轻人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喜欢打game、吃快餐、聊天打屁、擦指甲油、上餐馆⋯⋯但在陌生的环境里，远离了家人与熟悉的香港，一切得重新建立起社会的网络。
参与运动而壮大的信心和自我认同，因远离运动而被冲淡，从零开始的异地生活显得寂寥且陌生。
目前在台湾的港漂有9万多人，不少是近年前往台湾居留和定居的香港移民。透过港台的网络，其中有不少在台长住的港人，自愿为“旅行者们”担起暂时的“家长”，有的收留年轻的流亡者，让他们住在家中，有的提供额外的生活经费。然而，运动难免带来情绪的高亢和被过度强化的浪漫与敬意，在面具卸下、离开故土后，掌声和肯定消失了，浮现的真实变得异常磨人，流亡者的心思也异常敏感，他们感觉到自己被放置在现实的比较里：学历、经济基础、家庭支持、人脉网络、下一步怎么走⋯⋯。
取得签证之前，只能无止尽地等待
过往为了淡化流亡身分，他们被称为“旅行者”，如今，他们真真切切成为不知尽头为何的“流亡者”。
但他们得到的注目和关切还是高的。去年（2019）10月，一群台湾律师组成“香港抗争者支持工作台湾义务律师团”（以下简称“义务律师团”），提供来到台湾的香港运动者义务的法律扶助，包括申请居留、具保责付与法律诉讼。目前来台的“旅行者”已有大约200位得到义务律师团的协助，他们希望能找到安身台湾的方式。
一般而言，除非有直系血亲或者配偶在台湾设有户籍，多数港人能够居留台湾的途径不外乎取得学生签证或者工作签证。而在取得签证之前，移民署依据《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18条，得以协助流亡者以个案审查的方式延长停留在台时间，避免被遣返。但要进一步拿到工作或学生签证，过程相当漫长。
义务律师团发言人林俊宏表示，从港人与义务律师团面谈、搜集基本资料，到港台两地的法律评估，最后进入主管机关移民署的面谈、联审，整道程序往往得耗时半年。至于未来的审核程序是否能加速，林俊宏自己也说不准，目前已有数十位台湾律师自愿协助流亡港人处理居留申请的程序，“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没有标准』的状态，政府机关前面的时间到底是在摸索，还是这是既定的时间，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判断。”
就现况而言，仅有约十分之一的流亡者顺利通过移民署审核的关卡，已得到停留台湾的暂时保障，但多数人仍不确定命运会如何。“给我的感觉是一直在等待，”Louis是最早一批来台的流亡者，受访时虽然已经通过移民署的审查，但他也坦言，“我想大家拿到签证以后才会比较安心一点。现在的状态还是拿着那个普通的观光签证，延期而已，也不能打工，也没有保障说你可以留在这边。”
支持体系所提供的支持，为香港流亡者渺茫的前途点亮了一盏灯，但若要让灯火延烧下去，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在这块土地居留的途径。
缺乏引介单位，流亡者在台工作门坎高
自去年7月抵台，Louis就意识到这是一场长期抗战，因此生活很节省，一天经常只吃一餐。因为在香港有高中学历，寒假前他先申请了短期就读的台湾学校，3月已如愿入校就读。来台超过半年，Louis对于申请方式如数家珍，他也希望之后能根据学业成绩，分发到其他大学，“现在读书，也是确定你未来能不能很容易、或者比较困难地找工作留在台湾。”
即使如此，Louis对于入校后的安全还是心有芥蒂。“如果里面有一些spy（间谍），他可以把你的数据都放出来，”他忧心地说，“如果名字被交给中共或香港警察，他不会要你的人，但是怕家人会受到影响（指被港警上门盘查）。”即使怀有担忧，Louis也知道当下的自己没有别的选择，日子不能空转。
并不是所有人的境遇都像Louis这般顺利，如果错过申请学校的时机或者申请资格不符，就只能透过工作的管道，居留台湾，但这门坎相当高。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外国人（包含港、澳居民）必须从事专门性或技术性之工作，平均薪资须达新台币47,971元的要求，这样的求职门坎对年轻港人来说是高门坎。林俊宏坦言，“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协助香港朋友找到符合他们专长、符合条件的公司，这一点比较欠缺协助。”
因为被香港政府检控而在1月初来台，30岁的Arthur，已工作多年，存到了一笔钱，来到台湾还应付得了生活，但是要找到愿意聘用他的公司很难，“因为移民署是有要求的，公司规模、公司salary（薪水）都有要求，香港来这边是比较难找工作，”对于求职的机会，Arthur并不乐观，“其实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工作的话太困难了，只有读书。”对于要重新回到学生的身分，他虽然不情愿，却也想不到别的办法。但因为错过寒假的申请机会，他现在也只能等待申请9月入学，在那之前，自己对于在台湾生活的想象是一片空白的。
在没有正式救济管道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想办法透过人脉介绍工作。没有中学学历的Carol，无法求学，更不可能找到一份4万多元的薪水。曾有台湾的美发业者愿意私人雇用她，但她怕违法被抓，“黑工就是犯法，已经身在逃亡的生涯中，还要做犯法的事，不觉得有点不对劲吗？”
尽管现任九龙城区议会议员黄国桐律师先前在台发起“保护伞计划”，3月已在台北公馆试营运食堂，提供流亡者就业机会，然而店铺能聘请的员工终究有限，有些人担心自己的行踪会因此曝光，更担心影响到香港的家人。
黄国桐经常透过通讯软件与流亡年轻人谈天，安抚他们。他深切体会到年轻人有家归不得的感受：“很惨，对他们来讲这是最悲惨、最伤心的事，晚上睡觉时总流泪。你和他们聊天会发现异乡梦却之不去，他们对香港万般怀念，这较苏武牧羊更惨，是放逐。他们做了什么坏事要被流放？现在全部都是被迫流放⋯⋯香港人不是难民，我们将保护我们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流离失所。”
被迫成为“废青”的日子
生活成了无止尽的搏斗，在这过程中，有的流亡者仍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门后面，盯着手机刷新Telegram讯息墙，为故乡零星的警民冲突，远程提供和分析讯息，用尽方法把自己塞进现场与港同步；他们在在线听审，聆听那些在1月和2月因各种现场行动被抓上法庭的手足们被审判。
反送中运动目前呈现零敲碎打，运动频率和参与人数因COVID-19疫情降温；但港府未完全对中国封关、口罩分配等接连的决策失误仍引起民怨。无大台的反送中运动会何时再出发，或是如何转型，目前无法预测；但不少人已在等待着香港9月的立法会选举，改变目前的政治生态。
有一批流亡者思念自己在运动里扮演的角色、肩负的责任、手足的情谊。自诩为“进化版废青”的Louis，来台湾的头一段时间每天都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但因为对于运动的支持事务涉入愈来愈深，最近也忙到没有时间吃药。积极投入运动的他，近期开始读政治相关的读物、关心港台时事。考虑起未来的前途，Louis表示会以考取政治系为目标，“我在台湾久了，经过大选、疫情的处理，愈来愈感觉到主权国家、民主国家的重要性，对比香港跟台湾的状况，香港特首是利用疫情来重建自己的信心，所以她才搞那么多小动作。”
过去这段时间，Louis也曾目睹一些队友的“颓废”，“很多人在运动里犠牲满多的，生命也好，坐牢也好⋯⋯我是了解会有那种情绪困扰在里面，但是你现在是政治逃亡，不是说在渡假，这个要分清楚；都跑过来了，要想一下为什么离开，不要把香港的事都放弃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Louis一样能找到自己的定位、规划未来。有的流亡者甚至因运动里的创伤，时不时情绪溃堤。
Carol描述自己过着废青的作息，“每天耍废，睡醒就吃，吃完就喝，喝完就去睡。”她的不快活，其实更像是梦靥。经历从理大下水道爬出的经验，Carol再也不敢关灯睡；不少流亡者跟她一样也怕黑，有的人晚上睡觉会叫喊：“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第一次被警察抓、第一次被警察打、第一次违法、第一次接触律师、第一次来场说走就走的“被旅行”⋯⋯这些流亡者在年轻岁月里经历了无数荒谬的人生第一次。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认得（台湾）这里是哪里，我会知道台湾的高铁怎么坐，”她点了一支惆怅的烟，静静倾诉。
不敢麻木，盼望归期
有机会的话想不想回香港呢？“不是有没有机会，我是肯定要回去，”Carol斩钉截铁地说，“时间真的会让一个人变成港猪。在这边工作久了，麻木了，就忘了。有一天你可能就忘了，原来曾经香港可以有200万人走在街头上，原来曾经香港有人被打死。有些事真的不能忘，忘了就没了。”
浪漫情怀与残酷现实的夹击让他们陷入窘境，错置在一个陌生时空里，Carol试着在台港人士的援助里走出来，不想再废下去。在想方设法前，她找了一位刺青师傅在她背上刺下“宁愿最后徒劳无功，也不选择无动旅衷”的美丽行书，提醒自己要加油，不要忘记香港这场运动。
而16岁的流亡少年也写下他的心情：“16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许多事情都要靠自己解决，责任变更大，是时候要变得独立⋯⋯在这个初夏开始，一点点地改变了。我对无能政府、警黑肆暴，死伤连连的香港固然感到痛心，但见到香港人历患难苦楚，变得更坚强，更团结⋯⋯我只能说：『这才是香港。』”
“我们的运动还没结束 ”
而曾在中国因素的巨大压迫下，对于香港这波运动有着强烈共鸣的台湾，除了在法律和行政上积极提出人道救援的机制，在面对香港年轻的政治受难者时，又能怎么行动？
流亡港人说，先前不少台湾朋友因着亡国感焦虑而支持香港运动，但现在听到有广东话口音的他们，直觉会问：“何时过来的，能出示入台证吗？”、“你们反送中不是完（结束）了吗？”对于这样的问题，流亡者已见怪不怪，“始终你不是身在当个事件里面，不能十分了解是正常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感同身受。”
他们想跟台湾人说的是：“我们的运动还没有结束，现在是转型阶段”、“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因为这场运动牺牲的人”、“台湾人要好好守护台湾，中国给的，永远是糖衣毒药，看看一带一路的国家现况”。
年轻的流亡者在现实异地的泥土里，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提醒着自己，提醒台湾社会。他们想办法让精神不瓦解，生活能继续，认同不断裂。但进入流亡的人生，方向归零，在未来不短的日子里，他们只能遥望彼岸，渺茫前景里寻找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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