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分析到，当年江泽民闲置邓大女婿吴建常是借国务院机构调整之机。同样，江泽民接下来对付邓三女婿贺平也是同样以机构调整为借口。
一九九八年春召开的九届人大代表名单中把邓家成员清空的同时，江泽民宣布在原来解放军“三总部”的基础上，新成立一个总装备部。如此一来，原总参装备总自然不复存在，担任总参装备部部长的贺平五十二岁上被迫成为一介退役少将。
日后的贺平虽然还被允许留在保利公司董事长位置上“过度一段时间”，但因为该公司的军火贸易已经被军委军品贸易局统管，邓氏家族靠买卖军火发大财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据当时的中共“太子党”圈内的人士透露，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的眼泪未干，即对邓家子女采取了一系统列的限制措施，首要原因还不是邓家的几个女婿大发“国难财”在党内党外影响实在太坏，而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把江泽民彻彻底底地得罪了。
当年中美建交时，邓榕已经是总政组织部某处的副处长，和丈夫贺平一同成为中共驻美首批外交官。
驻美四年后回到北京，邓榕被安排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担任正处级干部没有几个月，即被提拔为副厅局级的人大常委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因为邓榕到人大常委会工作时间很短即跃升司局级干部，周围的人多不服气，议论纷纷。主管组织工作的官员替她圆场说:邓榕同志在军队工作期间就已经是师级职务,同地方司局级是平级的。而这段时间的邓榕到底是否已经退出现役，连她在人大常委会政策研究室的顶头上司都不清楚。
在一九八八年中举行的中共第六届全国妇代会上，邓榕又以军队系统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系一千一百八十三名代表之一。按规定，大会要从这些代表中选出“执行委员”三百名,邓榕是被提名的三百一十五名候选人之一。
对於邓榕的是否入选，中共高层领导人十分重视。在选举前的预备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闫明复亲自前去充当说客。他对代表们说:“中央不是随便提出这个名单的。如邓榕同志吧,她曾在总政治部分管过军内妇女工作，干得很出色……”
没想到会上爆出一个戴睛，义正严辞地对“妇联主席”候选人陈慕华提出质询，使一个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大会有了一点民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邓榕成了十五名被差额掉的候选人之一。
按照“太子党”圈子内人士的说法，当时的邓榕如果顺利当选全国妇联第六届执行委员的话，中组部当时安排她进入该届妇联书记处的预案即可实现。中组部当时的计划是让邓榕在全国妇联书记处担任正局级的书记一至两届，即可升任第一书记，而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以及中国科协等“群团”单位的主席都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出任，享受副国级待遇，而其中实际主持工作的书记处第一书记则享受正省部级待遇，而且会被安排为中央委员。
从妇联走捷径官升正部级的计划落空之后，邓榕找到了一条独一无二的捷径，理所当然当上了邓小平的秘书。说理所当然，一是她是学医出身，便於照顾邓小平的饮食起居，二是她是邓的宝贝女儿，政治上绝对可靠，又便於与邓沟通。作为十三亿人最高领袖的秘书，其权势远非一般部级干部可以与其相比,甚至政治局常委、包括当时的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也得巴结她，否则便难以得到机会拜见“总设计师”。
在中共历史上，能与邓榕当时这种特殊地位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文革”后期毛泽东身边的毛远新。当时，因为除了毛远新，连“母后”江青和接班人华国锋都很难见毛泽东一面,所以毛远新被称为毛泽东的“专线电话”。
当时有人戏称邓榕是邓小平的耳朵和嘴巴。因为老邓讲话含糊不清，多数时候由邓榕加以补充复述，老邓的听力更差，各位官员在拜见时又不敢太大声说话，只好由邓榕在他耳朵边上大声复述一遍。所以又有人形容邓榕是“总设计师”的“助听器”和“扩音机”。
邓小平南巡的讲话传达后，一些左派人物恨之入骨，曾私下里发牢骚说:传达到我们耳朵里的这些东西未必就是老邓的原话，经过邓榕那台“扩音机”以后，失真和变调都是难免的。
确实,邓榕在帮助父亲听取汇报或发布指示时,不但要起到“扩音机”和“助听器”的作用,时不时还要为讲非四川方言的汇报人将汇报内容翻译成四川话,据说父亲在接见外宾时,邓榕也会时常将外宾的话直接翻译成四川话说给父亲听。那么,这种翻译是直译、意译还是曲译,只有邓榕一人知道。
邓小平南下视察刮起一阵新的改革旋风，发表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讲话。不久,这一系列讲话被整理《邓小平同志(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发布。九四年下半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时,该文又成为整个“邓小平思想”的压轴作品。
这份南方讲话刚刚出笼时,即已经有人怀疑,依老邓此时的身体状况和思维能力,似乎不可能将这样许多问题讲得这样条理清晰、简单透彻,一语中的。所以很可能是在行成文件的过程中已经被从头至尾陪邓小平南巡的邓榕和邓楠等人进行了精心加工,甚至不排除“再创作”的可能。
转眼到了一九九五年春,邓榕为推销大作《我的父亲邓小平》开始巡游欧美。在法国巴黎,接受当地右派大报《费加洛报》的记者专访时回忆说:父亲九二年巡视南方几城市时,事先根本没有准备发表演说,连我自己都没有被预先告之,所以我连一张写字纸都没有带在身上,只好随手掏出口袋里的纸巾临时赶记。
如此说来,人们就更有理由怀疑这些被断断续续记在纸巾上的最高指示整理成文件后,是否还能百分之百地“尊重原作”?
从翻译角度讲,历来讲究“信、达、雅”之标准,而邓榕“翻译”和“转述”的邓小平指示(无论是九二年的南方讲话还是其他),唯独一个“信”字令外界怀疑。至於“达”和“雅”两项标准，有人说邓榕的文笔还是挺不错的。
至于邓榕在担任邓小平秘书期间的级别，曾经有文章介绍说因为当时的邓办主任王瑞林是中办正部长级的副主任，所以被内部宣布为“邓小平同志办公室副主任”的邓榕应该是副部长级待遇。但事实上邓榕自全国妇联的捷径没有走通之后不久，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被邓榕称之为“杨爸爸”的杨尚昆就下令给了她一个大校军衔。
邓榕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经提到周恩来称她为邓家的“外交部长”。事实也的确如此。比如曾与邓家关系最密切的王震家族、聂荣臻家族及杨尚昆家族,往往都是由邓榕出面联络。这三个家庭的子女们也是同邓榕最为要好。一九九二年以前,为了邓、杨两家子女在工作上的联络方便,特别是为了两家子女想结伴出国旅游时能够名正言顺,邓榕和杨李的主要任职单位(即拿工资的那个单位)解放军总政治部还专门将邓、杨两家子女全部安排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任职。
有心的读者查阅一下中共那名目繁多的“对外友好团体”就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个“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是个非常特殊的组织,至少在其人事安排上是这样。
这个机构成立於一九八四年,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国协会”等机构似乎是重复设置。但在邓、杨两家关系的“蜜月”期间,这个机构的增设则有特殊意义。多数人以会该协会不过也是由中共外交部“归口管理”的副部级建制,打着“民间”的旗号为的是“开展工作方便”。其实,这个单位是地地道道的军方机构,其办公地址就设在总政机关大楼里面。其机构设置是正军级,属下设有“亚洲部”、“欧洲部”等同外交部的司局一级平级的单位。协会建立之初一直到王震去世之前,邓榕的这位“胡子叔叔”始终担任名誉会长,而邓榕是该会的副会长,杨尚昆长子杨绍明和女儿杨李於同年同月一起出任会长助理,邓朴方则担任顾问。邓榕的军职级别正是被总政治部按照这个机构的编制定了副军。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江泽民在邓小平去世之前曾经向邓榕暗示将会安排她接替正军级待遇的总政联络部部长职务，以换取邓榕政治上的配合。下篇文章将退会继续介绍邓榕为何令江泽民恨得牙根痒！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