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当年以“留下活口，以备不时之需”的方式处理了周北方之后,周北方交待内容中凡对邓家后代不利，特别是能够证明邓质方巨额非法所得的那一部分,无疑都已经被列为仅由江泽民和他政治亲信掌握的绝密材料。邓小平去世之后,如果邓家后代在政治上安份守己,江泽民基出于对共产党整体形象的维护,也不会主动与邓家后代过不去。
不过，当年笔者的《中国第一家族》出版后，也有中国大陆的读者和笔者联系，透露说江泽民对邓榕的暗中报复已经开始，不然那些揭露邓榕文革之初的丑恶表现的网文怎么可能会在网站上被轻易放行？
该位热心的读者介绍给笔者和网文之一题目是《邓榕涉打死北京首位文革罹难者》。文中说，中国大陆自古未有的空前浩劫“文革”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女副校长卞仲耘活活被女红卫兵学生暴力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首位北京文革罹难者。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当时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
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
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伯钧死于文革，他的女儿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隐晦地暗示当日里当场用脚狠踢其母校校长卞仲耘头部的女学生，涉及到邓家“三公主”。这也是“伶人往事”在大陆被禁的原因之一。
前述热心读者当时推荐给笔者的《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一文，至今在新浪网上还能查得到。新浪网上某博客在其文章前言中介绍：邓榕，又名萧榕，小名毛毛，建国后1950年生，是邓与卓琳生的最小的女孩。文革1966年，她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是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之一，该校副校长卞仲耘在批斗时被打死。当她父亲成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她写出大字报，标题是：《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全文如下：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６月１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或者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ＸＸ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小平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
运动以来，邓小平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
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笔者当年在撰写《中共“太子党”》一书时，还对薄熙来文革中踢断他老爸三根肋骨一说持怀疑态度。但读罢邓榕揭发邓小平的文章之后，我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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