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谁在推动曲阜的破坏行动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讲座，谈一谈红卫兵在曲阜破坏孔府、孔庙、孔林这件事的背后推手，到底是什么人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毛派干将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的说法。众多关于红卫兵破坏“三孔”事件的记录，都将背后的推动者指向了包括戚本禹在内的中共高层毛派人士。而戚本禹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则有这样一段相当于自我辩解的内容：
"就拿批孔、清理孔庙、挖孔子坟的事情来说,最初是由曲阜当地的造反派提出来的,他们给中央文革写信反映当地文革运动的情况。毛主席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造反有理',是文革运动的指导思想;而孔子的道理,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造反无理'。因此,我们觉得,批孔是文革应有之义。但这是件大事,让群众自发去搞,不如由中央文革主动加以引导,防止造成不应有的破坏。当时北师大的学生造反派谭厚兰他们听说此事,反应很积极。陈伯达表示支持谭厚兰她们的革命精神。这个事当时就放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来讨论了,这个会总理和康生都参加了。总理在会上讲了话,康生、江青也关心这个事。关锋是批判孔子的专家,他对批判孔子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他对清理孔庙,挖孔子坟是持谨慎态度的。不过他也说了,孔庙、孔子坟是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象征,乘文革的东风,清理一下也好。但要有专家参加,不可乱挖、乱毁。康生在会上分析说,孔子坟里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孔子是穷教授,没有钱财,顶多有几捆竹简。陈伯达说,有竹简挖出来也好,可以弥补学术研究。他估计尸体早腐烂了,孔子的后人又不能像秦始皇那样保存墓葬。所以挖不挖只是个形式问题。我当然是积极拥护清理的,我提议,不妨由国家派出考古人员和他们一起去,这样既可以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又可以进行考古发掘。最后,总理综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见: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
"在得到中央同意后,由陈伯达、关锋和我向《红旗》杂志的林杰作了传达,要林杰去北师大作动员报告。随后谭厚兰组织了一个队伍,在1966年11月浩浩荡荡地开到曲阜,结合当地院校的师生,成立一个'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曲阜市大造了孔夫子的反。
"红卫兵在曲阜造反,山东省委马上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请示。我即根据总理在中央文革会上的指示精神,代表中央文革电话回复山东省委,要求他们告诉红卫兵,孔庙里的碑区,明代以前的都不能砸、不能损坏,要保护好。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孔庙可以改造,象收租院那样改造。孔坟可以挖掉,但要有懂文物的考古人员在场参与,对墓中文物要保护。陈伯达亦将上述精神直接告诉了谭厚兰他们。后来听谭厚兰汇报,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对孔庙的碑匾、文物要保护的都写上了红字保护,并留有照片。"
（《戚本禹回忆录》第十三章）
二、戚本禹回忆录中的避重就轻
从以上的这些叙述来看，戚本禹实际上并没有否认他确实推动了破坏“三孔”的行为，但在叙述的时候，第一是完全避重就轻，说当时他向红卫兵们传达过，明代以前的碑不能砸，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绕来绕去，实际上他一直在试图表明他在试图限制破坏的规模，而且就是不肯直白地说出一句简单明确的话：“我确实曾经传达过在曲阜破坏文物的指示。”第二，在戚本禹的叙述中，他自己在破坏“三孔”事件中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仅是一个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讨论此事的人。虽然他承认自己在会上积极拥护对孔子坟墓的“清理”，但又说他曾提议让考古人员和红卫兵一起去挖孔坟，从而在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的同时，还能进行考古发掘。至于破坏“三孔”的最后决策人，戚本禹表示是综合了各方面的看法、拿出了“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这一“意见”的周恩来。而在会后，戚本禹说他自己和关锋、陈伯达等人起到的只是一种传达指示的作用。
此外，根据文革史研究者刘炎迅的说法，尽管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确实曾对红卫兵的破坏行为做过限制，但这些限制行为可以说是和没有一样：
“刘亚伟曾查阅到谭厚兰被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其中记述，林杰曾这样对谭厚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林杰接着说：‘你们应当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这个反。’谭厚兰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去，我们一定去！’
“而根据有关文革档案、《讨孔战报》以及诸多当事人回忆，1966年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
“同一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打来电话：‘汉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对孔庙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谭厚兰们制定了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同时派出了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
“为了阻止红卫兵破坏‘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将孔府门前的石狮子整个罩起来，外面再贴上毛主席像，还写上标语，以为如此一来，谁也不敢去动了，更别说砸了。
“但这样的努力在反孔风潮中不堪一击。
“11月12日下午，‘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标志着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与曲阜当地红卫兵组织联合阵线的形成。
“11月13日，孔府大门被迫打开，工人、干部、学生、从几十里外坐着毛驴车赶来的乡下老大娘一涌而入。
“11月15日，孔府大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国务院1962年立在孔府门前，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砸碎了。
“会后，红卫兵们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
（刘炎迅：《孔子墓蒙难记：红卫兵小将捣毁中华文化命脉》）
由此可见，戚本禹回忆录所自称的对红卫兵破坏行为进行的种种限制，实际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如上一讲所述，当时曲阜发生的文物破坏行为绝不仅限于对“三孔”的打砸，而是有数以千计的坟墓遭到了破坏。作为向红卫兵传达指示的人，戚本禹绝不能说跟这些行为没有关系。
三、周恩来才是曲阜破坏行动的实际拍板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戚本禹的回忆录中提到，拍板决策破坏“三孔”的人实际上是周恩来。这样的一种周恩来形象，与中共在文革后宣传的周恩来“保护文物”的形象是相当不符的。根据当代中共官方口径写下的文章，是这样描绘周恩来在破坏曲阜文物事件中的作用的：
“‘文革’爆发后，北师大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在康生的授意下，带领200余人去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焚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余轴，砸毁历代石碑1000余通，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余册，近两人高的孔子墓碑被红卫兵砸成了七八块碎石，给孔庙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周恩来知道这些情况后痛心疾首，立即下达了保护文物名胜的命令。大成殿前的十二根龙柱才得以保存。孔府、孔林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曲阜文物避免了更大的劫难。199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孔府、孔庙、孔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何立波：《周恩来与新中国文物保护：制止大规模发掘帝王陵》）
按照上述的这种说法，周恩来不但是跟破坏“三孔”事件毫无关系，相反还是在知道了红卫兵的破坏行为之后“痛心疾首”，下达了保护文物的命令，使不少文物得以保全。然而，这种说法却与戚本禹回忆录里的说法有很大的差异。
由于文革时期中共高层的大量决策至今仍未解密，我们对于上述的这些矛盾说法究竟谁是谁非，是很难下定论的。但是，文革史研究者高文谦在他的名著《晚年周恩来》中，曾经这样讲述过周恩来在文革“破四旧”时期进行的种种“保护”行为的实质：
“在红卫兵破‘四旧’这场狂潮中，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首先遭难。他们大都是在当年中共打天下的过程中，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如今却大祸临头。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不少人家中珍藏多年的文物古籍被洗劫一空，甚至被付之一炬。这让多年来负责统战工作，一直同他们打交道的周恩来深感不安，一直想出面制止这种状况。但是，不久前毛泽东对周恩来不能同这些人‘过于接近’的敲打，言犹在耳，让他不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暂且忍耐，等待时机。恰好就在这时，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湖南名士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详述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批斗的情况，恳请他能‘在可能范围内稍梢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马上趁机行事，除了立即对章氏采取了保护措施外，更进一步发挥了毛在批示中的精神，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傅作义、前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等十三人。不仅如此，周在所开列的名单末尾又将保护的范围推而广之，提出对人大、政协、国务院等党和国家以及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也应进行保护。”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三章）
由此可见，周恩来的所谓“保护”行为，实际上根本无法脱离毛泽东的指挥棒。在毛泽东没有对他“开绿灯”的情况下，作为实际政策执行者的周恩来，也只能跟毛派一同执行“毛式革命”的政策，乃至成为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者。
感谢大家，这周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