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红卫兵认为上海的 "红八月"没有彻底展开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6年8月下旬和9月中旬，先后有两波北京红卫兵来到了上海，他们都属于“保皇派”老红卫兵。其中，第一批到达上海的北京红卫兵认为，上海各大中学校的文革运动仍然被党委或党支部控制，因此他们认为上海的运动“冷冷清清”，对中共上海市委发起了冲击，并将“恐怖的红八月”式的大规模暴行施加在上海民众的身上。第二批前往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则在出发前当面接受了周恩来的指示，在到达上海后，于上海市当局的迎接下趾高气昂地进入了上海市中心，将针对上海民众的“红八月”式暴力推向了更为疯狂的地步。
根据文革史学者李逊的研究，第二批北京红卫兵到达上海后，对上海的“红八月”没有像在北京那样“彻底”地展开感到很不满意。为此，他们在上海展开了大规模的仇恨煽动，要求对毛时代的那些非红五类政治贱民进行更为猛烈的攻击。对于这些南下红卫兵的诉求，中共上海市委也进行了配合。李逊的研究讲述了这段的历史，这样谈道：
“他们热衷宣传‘血统论’，到处张贴‘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散发《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还有此类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自来红们站起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老前辈降群魔大砍大杀，后继人伏妖崽猛镇猛斩——谁敢翻天’，‘阶级路线万岁’，等等。
“他们认为上海对抄家对象‘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仍过着剥削生活’。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还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南下红卫兵，更是在上海大街上散发《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一律从高级公寓、别墅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待；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等，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对这批南下红卫兵的嗜好，上海市委只能迁就。市委安排‘要他们砸徐家汇大教堂和抄一些人的家’。负责上海政法和公安工作的市委书记梁国斌说：‘可以向红卫兵提供一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名单，让他们去抄家’。而事实上，这批南下的北京红卫兵，也确实从上海市委处，拿到过三大本花名册。”
（李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爱思想网，2013年4月5日）
二、红卫兵破坏徐家汇大教堂实况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从北京南下的这两批老红卫兵们是何等地暴力、好斗。而李逊所提到的徐家汇大教堂，在当时也蒙受了一次非常惨痛的劫难。徐家汇大教堂是一座精美的天主教堂，始建于1896年，有“远东第一大教堂”的美誉。在1966年8月23日这天，这座教堂遭遇了可怕的灾难。据此事亲历者于吉星所写的文章《徐家汇教堂蒙难记》，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红卫兵给站在最前排的8人都戴上‘牛鬼蛇神’的高帽子，并在胸前挂上写有姓名的木牌，背后贴着写有职称的大白纸。我记得中间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是:‘张家树主教’，‘李光明神父’，“陆薇读天主教爱国会主任”。他们虽然低头弯腰，但显得很平静，没有一丝畏惧和愤怒，好像若无其事。身后是低头弯腰的教徒和修女们。工人造反派、红卫兵对他们轮流批判，同时反复呼叫革命口号。我站在人群后，右手拿着师院红卫兵发给我的小红旗(上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跟着大家一次又一次把红旗伸向天空，我心里想以前外婆对他们是非常尊敬的，他们不是坏人。所以我嘴巴动动，实际在默默念叨:上帝啊，快快保佑好人吧。
“之后是两个半小时多的游街示众。为了加大对核心人物的人格侮辱，特别在他们反绑的双手上再系上一条草绳，由后面红卫兵牵着。喊口号举大旗的走在两侧，我拿着小标语旗子，走在游行队伍中间，途经漕溪北路、衡山路、华山路、徐光启墓区等，沿路反复呼喊:‘砸烂徐家汇天主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口号声浪震撼周围大街小巷，不一会引来四面八方的人群，人群中有人把垃圾扔向戴着半米高帽子的‘牛鬼蛇神’。更激进的，是冲上前踢上几脚，再吐上几口痰，还有更甚者......当游街队伍刚过徐光启墓区时，一个四十出头、身强力壮的男人，冲进游行队伍里细看挂牌，当看到主教张家树的时候，突然激动起来，先是骂死骂娘的一堆下流话，似冤家对头，紧接着拳打脚踢，似路见仇人。要不是我和另外两个红卫兵强行把他拖开，张主教也许会被打死，因为他一下被打了得跪地而倒，鼻子和嘴巴在流血，高帽子被抛，胸前的木牌被打成两半，一半掉在地上，另一半还搭在脖子上。‘凶手’窝着肿大的血手，说道:‘要不是那块木牌，我早就结果了他。’游行队伍也因‘凶手’的到来而停下。当‘凶手’在众目睽睽下行凶后，又大大咧咧离开时，那些造反派和红卫兵眼睛都只会盯着看‘凶手’。我本能地喝道:‘你打伤了人不要走！’却无人回音，我突然感到他们把‘凶手’当英雄了，世界真的变了.......”
于吉星的这篇文章，是对当时这场劫难的一手记录，充满了细节，使人读之触目惊心。接下来，他谈到了教堂惨遭破坏的情形：
“教堂前的广场上燃起了一个大火堆，造反派正在焚烧从教堂里搬出的圣品和文物，刚才被游斗的‘牛鬼蛇神’们都跪在一旁。我用力挤过去看，刚才那8个戴高帽子的现在只留下6个了，他们成了比捡垃圾的还脏的人，身上除了垃圾还粘满痰液，一些新痰液正从高帽子边头发上流到被打肿的脸上，混合了汗水发出呕心的臭味。我别扭地弯下腰细细观看，因为新增加的暴力所产生的恐惧，使他们的脸扭曲得无法认出，有的瞳孔已扩大，眼珠死巴巴地盯着地上，就像快要死的人，长时间肉体的摧残折磨已使他们快坚持不住了。”
三、劫难中的众生相
于吉星的记录中，还讲述了更多可怕的细节：
“有一人腿在流血，我本能地问是谁打的?马上有人搭话:‘是个北京女红卫兵用皮带抽的。’‘好人于坏人，活该。’‘有一个人被打伤已经拖走了。’我问道:‘是谁?’有人回答：‘他的木牌写着:“李光明”’，他把高帽子拿掉擦去粘满的痰液，被北京红卫兵发现，于是被戴上吐痰的痰盂，他又拿掉，于是就被用那铜痰盂打晕了。’这种人格侮辱、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太惨无人道了。突然，我看到跪着的神职人员中有一人躺倒在地上，快要死了，我马上过去看看，人群中马上又七嘴八舌起来:‘他是装死’，‘天主教是鸦片，谁叫他去吃的’。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个瘦得皮包骨头的修士竟是个盲人，虚弱的身体被折磨得快没有心跳了，我毫不费劲就把他抱起来，又禁不住对着围观的人群喝道:‘他是瞎子!你们也是瞎子?’很快，人群中挤过来两个妇女帮助我照顾这修士。”
从上面的这些记述可以知道，当时那些残酷的打人、侮辱人行为中，最为凶残的部分就是由北京红卫兵来做的。在破坏教堂的人群中，也有人良知尚存，照顾了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修士。凡此种种描述，勾勒出了那个疯狂场景之下的众生相。
于吉星接着记述他在当时的见闻，说道：
“我从北边的大门挤进了教堂。啊上帝!这个宽30多米，深80多米，高有20多米，曾经容纳3000多人听神父讲经的大堂，现在一眼望去到处都是拼命在打砸，遍地都是刚才人为产生的破碎物，砸打声和玻璃破爆声响个不停，就像到了地震灾区。几百个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已经在此，创历史记录地进行着暴力破坏。工人造反派手上的工具大多来自自己厂里，而红卫兵们则就地取材，他们在紧连教堂后的住房里，把那些神父修女们床上用来压帐的实心棍和支撑床架的铁条都拿来，成了手上的工具。”
（以上引用的于吉星文章内容，见于于吉星：《徐家汇教堂蒙难记》，禁闻网，2019年3月2日）
于吉星的文章当中，还有不少充满细节的描述，非常具有冲击性地展示了那场发生在1966年8月23日的暴行，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去读了。事实上，红卫兵破坏徐家汇大教堂只是当时的上海所发生的大量类似事件中的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于吉星的记录中提到，参加了这场破坏行动的人，包括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当时的上海拥有大量的产业工人，这些工人对文革的政治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事实上，当时的上海工人与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们有不少互动，而这背后又涉及了更为复杂的权力斗争。此后，到了1966年10月，随着第三批北京红卫兵到达上海，这种权力斗争随之变得更为激烈和复杂，上海的工人在当地文革运动中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关于这些问题，在下一讲当中，我们会进行更为详细的讲述。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