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日本NHK记者田中正良先生问我：你认为中国官方掌握六四死难者的确切数字和具体名单吗？我说：他们当然掌握。但是，如果外部压力没有大到超过临界点，他们是决不愿意也决不敢公布的。我接着对他说，除了义正词严地谴责官方对历史的篡改和抹杀外，中国民间实际上有一个更为可取的做法，那就是：拒绝遗忘，说出真相，形成和公布完整的六四死难者档案。
这些年来，由于天安门母亲群体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民间已经为近200名六四死难者建立了档案。但是，这离确认每一位死难者、完整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还有不小的差距。试想，如果六四死难者以1000人计，那已被确认者尚不足全部人数的五分之一；如果以2600人计，则还不到十三分之一。根据一位已故天安门母亲苏冰娴的证词，当年北大人民医院中至少有140名六四死难者，但至今只确认了其中4名，还有136名有待确认和铭记。据多名目击证人证实，当时复兴医院中有不下80名六四死难者，但目前只落实了18名，至少还有62名有待确认和铭记。
六四死难者的名字和档案，并不是深锁在权力保险柜中的“国家机密”，民间无可置喙。事实上，它只是死难者之家属、朋友、同学或同事间保守着的“民间机密”。 为了建立六四死难者档案，人们需要做的，是小民间对大民间的解密，也就是民间的自我解禁、自我解密。我当然清楚，小范围里的知情者从继续“保守机密”到公开说出来，这不仅仅是一念之差。这里面确有风险考量，这中间需要消除恐惧。但是，已经沉默了21年，难道还有理由再沉默下去吗？人生有几个21年？！多沉默一年，身上的钙就多流失一年，做人的尊严就多流失一年。在六四事件发生21年后的今天，在互联网已经进入上亿个中国家庭的今天，如果某位死难者家属中还没有人敢站出来打破沉默，发出申冤和抗争的声音，那么，死难者的朋友中是不是该有人站出来了？死难者的老同学、老同事中是不是该有人出面提供和公布死难者线索了？此外，六四屠杀的目击者，六四后参与救治死伤者的医务人员等，难道还应该“怀着愧疚”继续沉默下去，而不是服膺良知站出来道明事情的真相吗？
做到这一点，远不需要“在沉默中爆发”，远不需要豁出命来“抗暴起义”，只需要由“沉默”演进为“发声”；说得更具体简捷些，就是只要动用微博公告世人就可以了。做到这一点，只要拿出不屈的上访者四分之一的勇气，拿出福建马尾4•16“围观”中走上街头者十分之一的勇气，就够了。
但是，做到这一点，即由民间建立六四大屠杀死难者的完整档案，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有了这份档案，六四反人类罪就成了无可争议的铁案。有了这份档案，官方制造遗忘、抹杀历史的“折腾”就通统成了泡影。而更为重要的是，“你不公布名单，我就建立名单”的做法，体现的是难能可贵的去臣民化觉醒，展示的是当下中国最值得弘扬的公民精神；可以说，它是中国民间以公民行为正视历史、见证历史的一种崭新尝试。
不仅如此。中国民间建立六四死难者档案这件事，还是以公民行为自主书写历史的一项创举。美国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曾经说过：“能够使历史发生转折的伟人是罕见的；但是，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可以对各种事件施加一份小小的影响，而这些作为的全部就书写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对此，我深以为然。我觉得，中国民间以公民行为书写历史的另一项可能创举应该是：收集和公布1957年反右人权灾难中造成的 552973名右派的名单。这中间，错划右派被改正的为552877名，当局至今不予改正的右派为96名。我深知，成就此业，殊非易事。但是，比起让当局公布552973名右派的名单来，还是要可行得多！须知在嘴上挂着“公平和正义”但却很不讲理的当局眼里，连公布5•12四川大地震遇难者名单，甚至连公布王家岭煤矿38名死难矿工名单这样的事，都像是犯了顶级大忌，断不可为啊！
在六四事件21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想坦率地说，我并不认同法国作家大仲马在《基度山恩仇记》中写下的名言：“所有人类智慧凝结为两个词：等待和希望。”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希望不在于等待，不在于“顺其自然”，而在于能有愈来愈多的国民，以主动促成社会变化的公民行为，去减轻和驱离见怪不怪的无奈和无力感，去争取公平和正义在这块土地上的逐步实现，去书写一页又一页辉映人类普世价值的中华文明进化史。
2010年5月27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5月27日播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