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泽先生语中的“低人权”，是通过横向比较得到的结论。与朝鲜相比，中国不是低人权而是高人权。但与民主国家和民主转轨国家相比，中国则是茫茫一片人权洼地。
中国人权洼地中，有一块洼地叫做普选权洼地。近62年来，中国大陆民众无权普选乡长、县长，更甭提市长、省长和国家主席了；无权普选市、省人大代表，更甭提全国人大代表了。1979年以后，允许普通选民一人一票直选的，只是乡镇人大代表和区县人大代表。而在这两项选举中，更是通过不准竞选、“协商确定正式候选人”等制度化安排，以保证从源头上“选出”来的乡镇人大代表和区县人大代表，在总体上与官方保持高度一致。然后，再由区县人大代表去“选”市人大代表，后者再“选”省人大代表，最后由省人大代表“选”出所谓的全国人大代表——要知道，其中的大多数，乃是党政官员。
62年来中国大陆普选权洼地的超稳定存在，是我们民族的一大悲哀和耻辱。62年中的极权时代，根本不存在人大代表的任何直接选举。62年中的后极权时代初期，刚刚开放乡镇和区县人大代表直选时，绝大多数选民被愚民政策深度忽悠，上面叫选谁就选谁，不管自己对那些“正式候选人”压根儿不熟悉、不认识，也怀着自豪的使命感，虔诚地投出自己“神圣的”赞成票，真心地配合组织完成选举这一光荣任务。那时没有贿选，无须作假，也绝无不圆满之虞：亲自投票率和当选得票率起码都在98%以上，并且的确是实打实点人头点出来的。当然，点出来的当选者，其实不是民意代表，只是党意代表、官意代表而已。
慢慢地，这种选举的“神圣性”开始淡隐、褪色，越来越多的选民悟出这种选举不过是官方下的一个套，自己去投票并不是真的行使选举权，而只是去配合官方假戏假唱而已。因此，这种选举的亲自投票率和当选得票率逐步下降，现在已经远逊于朝鲜（里面还有居住模式变化等因素）。但是迄今为止，总还有超过半数的参选选民，对自己不熟悉、不认识、更谈不上信得过的“正式候选人”投下赞成票。不能排除这些选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仍然“被忽悠”的，即真的还以为自己的那一票可是“神圣”的。但是，可以肯定其中已有不少人明知这种选举就是“假戏”，却还去配合着“假唱”，以糊弄或对付的心态投下“神圣的一票”。他们给自己找的理由是：
总是个事儿，不投不能了么；
按名单顺序选排在前面的人，省事；
反正是走过场，快点过去得了；
别人都那么投,我去较真,管用吗?
…………
这些以糊弄方式搞定投票的选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选举日后才个把月光景,他们就连自己选的是谁都记不起来了;并且再也想不起要去见、事实上也很难见到自己"选"出来的"人大代表"了。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这已经不是“被忽悠” 的悲哀了，而是选民们“识时务”地与忽悠者共舞，开始悲哀地忽悠自己、忽悠老外、忽悠历史了。现在，这种人权洼地的存在，除了主要归咎于特权统治者的罪恶外，还应问责于民众的响应和配合。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要使人权洼地隆起来，中国民间事实上有一种可取、可行的主动选择，那就是，民众撤除对于假选举的响应和配合。这就是说，对挂在榜上的那些自己几天前还是不熟悉、不了解、甚至没听说过名字的“正式候选人”，对那些喜欢以唯上为宗旨的“正式候选人”，对那些不敢说真话，只会“握手、拍手、举手”的“正式候选人”，……一句话，对那些自己信不过的“正式候选人”，选民应负责任地投下自己神圣的弃权票或反对票。
我把这种公民行为称为“公民不配合”：不配合、不成全后极权统治者忽悠把戏的上演。公民不配合并不违反任何现行法律，因而它算不上“公民不服从”。根据《正义论》一书作者约翰•罗尔斯所下的、现已成为共识的定义，“公民不服从”是指：公开的，非暴力的，既出于良知又属于政治性的违法行为，往往旨在带来政府的法律或政策的改变。而这里的“公民不配合”则是指：公开的，非暴力的，既出于良知又属于政治性的合法行为，往往旨在带来政府的法律或政策的改变。
践行公民不服从，就得准备当良心犯，理性承担相应的后果，坦然面对法律的惩处。而相比于违法的公民不服从，践行合法的公民不配合，则风险要小得多，安全性要大得多，因而在当下中国，可行性也大得多。一点也不开玩笑，对稍有勇气且权利意识上又开了窍的人来说，践行一下公民不配合，简直可以说是举手之劳。然而，这种公民不配合的威力和意义却断断不可小觑。试想，当局所瞩意、所安排、所内定的“正式候选人”，由于得不到选民的亲睐和背书而成不了合法的“民意代表”，官方怎么办？抓耳挠腮后再重选一次。但选民们成竹在胸，要尊严不要忽悠，继续不配合，不给面子。官方还能怎么着？于是，我们将见证中国大地上从未出现过的一幅人权奇迹：在一次次民求官、民告官中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普通选民，在现实生活中痛感无奈、无助、无力的普通选民，当作为无权者的他们，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拿定主意、面带微笑地走到投票箱前，合法地、较真地、四两拨千斤似地运用了一下手中的力量，就会使这片人权洼地出现第一次实质性地隆起，并为下一步的再隆起打下坚实的基础。
什么是人权洼地下一步的再隆起？就是迫使当局不得不假戏真唱，在乡镇和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中开放竞选，废除“协商确定”等黑箱操作，从而选民们能真正行使自己的选举权，遍地开花似地选出象姚立法和吕邦列那样真正的民意代表。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当多数选民还在麻木地忽悠自己、把手中的选票惯性地投给官方安排的“正式候选人”的时候，尽管难能可贵的独立候选人姚立法们手持宪法，不屈不挠，屡败屡战，他们的成功冒头也只能是个小概率事件，而且极难为继。
有人会说，公民不配合除了可能迫使当局假戏真唱外，难道不会使当局恼羞成怒，暗中下令伪造足够的赞成票，违法“制造”出“人大代表”来吗？或者，竟干脆公开停演“区县人大代表直选”这出假戏？的确，公民不配合如果能够成功实施，则必定会使当局面临一个空前严峻的两难选择：要么从良，要么赤裸裸地为恶。我的看法是，从良固属不易，但赤裸裸地为恶恐怕更为尴尬和不堪。而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不论当局会作何选择，民间都没有理由再继续参与忽悠、配合忽悠、成全忽悠了。
眼下，香港民众正在奋力争取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和2020年立法会普选的实现。大陆民众现在展开公民不配合，从而使普选权这块人权洼地慢慢隆起，这正好是与行动中的香港民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放眼海峡东岸之台湾，那里早已隆起的普选权高地正独领风骚，笑傲江湖。还是那句老话：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认为，对当今大陆民众来说，献给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的最好礼物之一，就是开始编织公民不配合这张权利之网。我乐观地相信，这张网是结得起来的，终止假选举这条鱼，是打得到的。
公民不配合的展开，是我所能想到的一件绝不轰轰烈烈，但却切实可行的旷世事功。而缔建这一事功的进程，正好是一种表明大陆民众不再指望特权者恩赐、不再等待救世主出现的进程，一种公民个人驱离悲哀、洗刷耻辱的进程；服膺内在良知、申张社会正义的进程；提升做人尊严、书写崭新历史的进程。
2010年6月28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6月29日播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