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至17日，我和徐辉、林子同赴郑州，与众多中原朋友畅开心扉真诚晤谈，度过了颇有收获令人难忘的三天时光。
这次中原之行，乃徐辉兄一手促成。几年前，他就对我说，应当与中国的毛派人士直接见见面；当然，张宏良、孔庆东几位就免了。今年七月，他路过北京时与我当面约定，九月中旬去一次郑州。我从鸭绿江畔返京不久，他就与河南的袁庾华先生和邵晟东先生取得联系，商议敲定了我们的访友日程。
对我来说，我乐意作郑州之行还有另外两个动因。
一是想亲身经历和体验“郑州思想沙龙”所举办的活动。郑州思想沙龙已然历经20个春秋，是中国民间左右派人物能够共处一室，亮明各自观点却不反目成仇的思想交流平台。应当说，中原朋友能做到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人们通常见得多的是，微信群中若观点相左、口味相异，很快就会冒出恶语相加的陋习；接着出现的，就会是司空见惯的事：或深潜不语，或退出、或被踢出相应的微信群。即便是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本来开心地聚在一起喝茶或吃饭，却因一言不合导致相互指责、甚至有人愤而离席的事，也并非罕见。在有些自由派团体中，我每每能亲眼目睹这样的一幕：双方过招不过三个回合，就会由平心静气突变为挖苦讥讽，进而是不断升温的人身攻击，最后双方都恨得牙根痒痒的，同时宣布“道不同，不相为谋”。在海外的《独立评论》网站上，我常常读到闪耀真知灼见的随感随笔，也天天见到充满火药味的互殴互掐。再拿我加入的一个自然科学联谊会来说，也有人郑重其事地正式宣示：不赞同我见解的人，恕不欢迎到场；若不请自来，则不提供相应资助。此外，还出现两人因观点不合就拒绝同场与会、最后形同陌路的事。中原大地上的郑州思想沙龙，为什么就能越坡过坎坚持下来？我很想探明这一点。
二是看望神交已久的巾帼志士刘真和陈卫。20来年前，就有人向我介绍过殷之声、刘真伉俪；后来他们的大女儿殷越来京，我曾和她见过面。1976年，24岁的刘真就参与了波澜壮阔的四五运动。在伟大的八九民运中，又有她活跃、勇毅的身影。近年来，她汇编的《周末分享》，总会准时出现在我的邮箱中。于世文、陈卫夫妇，则是坚守信念、矢志践行的八九一代。2011年12月，他俩成功举办首届“中原论道”文化论坛。2013年清明节，他俩组织了在河北正定县举行的六四死难者公祭活动。2014年大年初三，他俩又在河南滑县主持了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祭奠仪式。2014年5、6月中，于世文、陈卫等郑州十君子被当局抓捕关押。至今，于世文这位公民化君子，仍被当局“依法”羁押，并面临被起诉问罪的“法律惩处”。
中原访友第一站，是到邵晟东先生家中作客。9月15号，徐辉兄早早从厦门飞到郑州，先期抵达邵宅。我和林子则乘坐高铁从北京赶去。说来也巧，用电动车将我俩从燕庄地铁站送到经二路省委家属院的，是晟东先生的多年好友刘金洋；约20年前，他和袁庾华曾造访过我在首师大的家。小刘告诉我，他至今清楚记得，当年他俩去我家时，楼下和楼道里，都有便衣在值岗。
我们三人与晟东先生虽是初次谋面，但却一见如故。徐辉兄在厦门大学当了多年教授、博导，遇上博览群书、萃取精华的晟东先生，自是相谈甚欢。立志并倡导做一位有爱心、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林子，从晟东先生身上看到了真切的希望。而我，则直言相问于晟东先生：可曾邀刘真一聚？又可曾邀陈卫一聚？晟东先生欣然答道：已经通知刘真和陈卫，明天下午三点在这里相聚。还通知了另外的自由派朋友和一些毛派人士。我笑着说：这样甚好！中午的便餐，是热心好客的晟东夫人下厨一手操办的，荤素搭配，干稀兼备，很有河南风味。
15号晚上，郑州朋友罗自新应我之邀，来到经三路上的梧桐树酒店，与我们共进晚餐。小罗是一位地质高级工程师，但却十分关注人文、关注社会、关注天下事。席间，我边品尝小罗点的清淡可口的信阳炖菜，边向他推介郑州思想沙龙，请他挤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出席明天的活动。小罗告辞后，我们三人回房，打开晟东先生给我们的《回顾与展望——郑州思想沙龙十五周年座谈会纪实》，在灯下仔细研读。那本薄薄的小册子，朴实无华，言真辞切，帮助我们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对郑州思想沙龙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和靠谱的认知。
16号上午，晟东先生依约前来我们下榻的酒店，我们三人就各自最为关切的问题与他进行交流和探讨。我最关切的问题，是他们如何做到圈子长期不散、沙龙不乏后劲。经过务实聚焦的沟通，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三条原因。第一、是他们真正践行了人权理念，不打折扣地维护人格尊严、尊重言论自由。而不是嘴上说能做到，事实上却自觉不自觉地动辄逾越红线。第二、是他们，尤其是沙龙的中坚人物、灵魂人物，不仅有自信有能力恰当表述好自己的见解，而且有自信有能力在换位思考下，对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观点，有确切的理解和到位的解读。第三、当观点不同导致别扭、不快和冲突发生时，沙龙的中坚人物不仅有自信，而且肯花心血、时间和精力去寻求化解之道，而不是坐视不管、任其恶化，或束手无策、甩手了事，并以“话不投机半句多”之古训来为自己辩护。
16号下午三点正，出席沙龙活动的朋友，除一位因有特殊缘故略为晚到外，其余各位全都如约到齐。晟东先生安排我、徐辉和林子首先作自我介绍。之后，我们便聚精会神聆听中原朋友的发言，而徐辉兄更是不辞辛劳，全程做了认真的笔录。在三个多小时有序高效的思想交流中，以下四点令我印象深刻：1、每位朋友都遵守了发言时限的规定，及未经主持人允许不得随意插话之规定。2、每位言说者都做到了观点鲜明、表述精要。3、自由派朋友对普世价值的真诚信守和深度领悟，让我刮目相看，心生赞叹。4、到场的毛派人士有教养有风度，能心平气和、面带微笑听取不同的乃至根本对立的见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一点没有《历史的先声》所揭示的心怀鬼胎和刻意蒙人，而是将自己的基本主张和方针对策向社会、向论敌坦诚交底，和盘托出。
当天晚上，我们和晟东先生夫妇、刘真、陈卫、史宗伟、王学东等郑州朋友随意小酌，再诉心声。得益于醇厚的杜康酒之助力，大家聊得十分放松、自如，在爽爽地分享思想成果的同时，更添一份亲切的同道情谊。
17号上午，我们又通过袁庾华先生（他本人当时在新疆，一时赶不回来）特意邀请两位毛派人士来酒店，与我们作进一步交流。在这里，我必须破例点赞一下自己——我居然做到了和其他四位那样，既本色地率真直言，又丝毫无金刚怒目之状。甚至，我还微笑着对毛派人士说：“看来我们与你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不仅反贪官，而且反皇帝；不仅反皇帝，而且反制度。”他们也笑着回应说：“的确如此。”
这次中原之行，我带去了自己的《点燃良知的烛光》一书；自由派朋友向我们赠送了他们的大著和好文；毛派人士也给我们留下了两份重量级资料：一份是今年2月6日定稿的《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洛阳会议纪要》，另一份是 今年7月20日修订的《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的初步分析》。实话实说，我回到北京家中后，首先花心力好好研读的，是毛派的两份“历史性文献”。而且，我特别想在本文的结尾部分，简要地写下我的两点阅读心得。
第一点心得是，我清楚地看到，毛派尖锐地指出：在当代中国，国有制就是官有制，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疑，这一观点与自由派的观点完全一致。但毛派同时言之凿凿地认定：在毛时代，国有制就不是官有制，而是全民所有制，因而工人阶级不是无产阶级。显然，这一观点与自由派的观点大相径庭。自由派认为 ：在毛时代，所谓“全民所有制”同样是官有制、权有制，只要是无权者，就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
第二点心得是，我同样清楚地看到，毛派一针见血地判定：在当代中国，工农劳动群众根本不是《宪法》上写的那样，是国家的主人，而是“社会底层的奴隶”。无疑，这一观点与自由派的观点高度契合。但毛派同时不容分辩地认定：在毛时代，工农劳动群众就是国家的主人。显然，这一观点与自由派的观点完全相悖。自由派认为：在毛时代，工农劳动群众只有“听党话、跟党走”的份，哪有可能摆什么当家作主的谱？例如，对官家的主张惟命是从的申纪兰们，她们是国家的主人吗？又如，我在毛时代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我的日子是比政治贱民要强不少，但是，我与国家的主人可没半毛钱关系。说真的，毛时代的普通民众，不要说奢谈当什么国家的主人，就连当个享有基本人权的公民，都如痴人说梦，完全找不到北。
毋庸讳言，自由派与毛派的上述分歧，清楚、明确、重大、深刻。我想，我会向徐辉兄提议，不久之后我们再作一次中原之行，其主旨是与毛派人士再次面对面坐下来，针对上述两大基本分歧，开诚布公进行思想交锋。顺便，也可再次挑战一下自我：在良知、史识和学养将经受严峻考验的动真格的争鸣和论战中，真能自然地脸带微笑、不失公民精神和君子风范吗？
2015年9月26日 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