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8年12月29日，是2019年元旦前的倒数第3天。
值此2018年岁末之际，我首先想做的是：警策自己。
在已经过去的362天中，虽然我并没有随意放过哪一天，但自我约定要完成的一件堪称“重中之重”的事，即要在年内写出一篇关于倒计时的物理学论文，却肯定无望如愿以偿了。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知道“倒计时”的人，数以亿计。然而，人们却从未对其进行过认真的探究。而我发现，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倒计时中，竟然内蕴颠覆现有时间反演理论的重大玄机。为此，我撰写过论文，但几无任何收效。习惯性地受挫不颓的我，决定再出发。2018年8月23日，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要在2019年到来之前，用相对浅显的语言，就“倒计时”这个众所周知但又无人问津的课题，写出一篇先知先觉、具有经典意义的论文。如今，眼看着2018年的历程将在倒计时的滴答声中收官，而我魂牵梦绕的“倒计时”论文却八字还没有一撇，我的心中没有辩解，唯有愧疚和自责。在此，我愿意手按2019年的崭新日历，和世人做一个公开约定：在2019年2月底之前，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夙愿，完成上述物理学论文。
其次，我要为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向松祚教授点赞。
我先前知道人民大学有两位敢言教授，一位是张鸣，另一位是何光沪，他俩均为《零八宪章》首批签名者。听了向松祚先生12月17日在人民大学的演讲，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位敢言教授。向松祚开篇直言“2018中国有三个严重误判”，毫不客气地直接问责最高当局，一点不买“高瞻远瞩、娴熟高超”的账，可见其胆量非同一般。接着他提出官方不愿、不能正视的五大问题，并尖锐指出：官方的老一套手法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最后他建议当局实施三项实质性改革：税改、政改、国改。不过，他并没有对当局“吹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号角”抱多大希望，他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当局和御用经济学家很不爱听的：如果没有改变（指不吹响号角），则黑天鹅与灰犀牛齐发，“中国经济将陷入非常糟糕的境地”。
第三，我要向身陷囹圄已达1268天的王全璋律师致敬。
王全璋律师是709政治迫害案的最后一位当事人，他于12月26日上午8点30分走上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旋即四两拨千斤似地解聘了官派律师刘卫国。王全璋律师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捍卫了中国人权律师的尊严，捍卫了中国政治犯的尊严，捍卫了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
全璋律师在2015年7月被抓捕前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写道：
从事捍卫人权的工作，走上捍卫人权的道路，不是我的心血来潮。隐秘的天性，内心的召唤，岁月的积累，一直像常青藤慢慢向上攀爬。
全璋从心底里流出的话，我深信之，共鸣之。
第四，我想表达自己的一个愿望：敢讲真话的国人，请努力把真话说好。
为了和同圈于网络柏林墙之内的国人及时联络，我和大家一样，也使用微信这个即时通讯平台。但是，我主要将其用作观察窗口，而不是发声通道。我参与的微信群中，有两个群比较特殊，一个是“北相群”，全称为“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群”，群聊成员几乎都是搞自然科学研究的。另一个是“铁窗义士群”，成员都是因反对一党专政或因执着维权而坐过牢的。与别的群相比，这两个群的特殊性在于：群聊成员更能免于恐惧地说真话。
在“北相群”中，人们不谈政治，只谈科学。谈科学，当然可以无所顾忌。有人说，牛顿三大定律是错的。有人说，根本不存在万有引力。有人说，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站不住脚。有人质疑、反对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但令人遗憾的是，符合科学规范地把自己的质疑或反对好好说清楚、说明白的，实在不多。而且，有时还会冒出诸如“相对论不是物理学”、“爱因斯坦是骗子”一类让人实在无法苟同的断语。
在“铁窗义士群”中，人们无视监控，大谈政治。不怕坐牢，当然可以有啥说啥。但我看到，持不同观点的人之间，总有些人说着说着就不对劲了，就掐起来了，互相给对方扣帽子。例如，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之间，常常就很难有效沟通和对话。先是在表述各自观点或主张时，双方往往都不够平正，不够严谨。接下去很快就互挑对方毛病。最后难以避免地开骂起来，话赶话之后，有些无神论者骂有神论者为“神棍”，后者就回骂前者为“义和团”。结局：或互不搭理，或一方退群。
我总觉得，好不容易有机会在一亩三分地上大胆说真话，国人太应该要求和规训自己好好说话了。倘在这件事上老是不过关，恐怕是怪不得、也怨不得别人的。
第五，对于改了40年据说还要进一步全面深化的“邓记改革”，不说也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