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问题，我一向关注，但基本上只看不说。为什么？因为我是外行。在学理知识上，我既没受过正规的科班训练，也没下苦工夫去恶补过。此外，我也几乎没在经济领域中摸爬滚打过。1990年秋我在秦城监狱坐牢时，倒曾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萨缪尔森的三卷本《经济学》，还数度发出过“朝问道，夕死可矣！”的长叹；但光凭这点底子，不足以使我具有置喙的自信。
1989年春夏至今30年来，我写了300多篇文章，其中唯有1993年8月和2015年7月的两篇，是议论经济问题的，题目分别是“也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和“赌场资本主义，还是围场社会主义？”。1993年8月，针对中国官方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给出的“科学论证”，我指出：“社会主义”与真正的“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不能相容。2015年7月，在中国股市历经断崖式暴跌之后，我断言：中国的股市，决不是资本主义赌场，而是社会主义围场。我现在动笔写下的，是我有生以来关于经济问题的第三篇文章；其写作冲动的激发，源自我读到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2019经济自由度报告”。
1月25日，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按惯例发布了上述年度经济自由度报告。报告将中国（大陆）的经济自由度列入“基本上不自由”层级，排在第100位。而香港的经济自由度一如既往地高居榜首，台湾的经济自由度排名则首次跻身前10位。
我认为，这样的排名是客观的，可信的。因为我清楚，中国经济“基本上不自由”的定性，正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国纲领和国策的如实体现。所谓“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应当说，“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点，决定了中国的经济自由度能够大幅领先于“完全不自由”的朝鲜等国家。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基本点，则决定了中国将长期滞留在“基本不自由”层级，实难前行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为“适度自由”的国家，更不可能进而达到香港和台湾所具有的亮丽、骄人的经济自由度。
根据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改革开放要锚定和实现的，不是民主宪政国家的完全市场经济，而是彰显“中国智慧”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国有经济，又必须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上述两个写入宪法的刚性约束，使得私企和外企压根儿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平权主体，同时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宣称如果不是沦为一张完全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的话，也必然会被充分注水而大打折扣。试以经济自由度指数所涉12项指标中的“投资自由”和“金融自由”而论：在私企和外企明摆着受到中国宪法、法律和法规歧视性对待的情势下，投资自由度的十分糟糕难道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吗？而由于国有经济“依法”独家掌控了中国的金融业，则金融自由度的特别差劲也就丝毫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
针对中国经济自由度长期不见持续改观的状况，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贸易和经济中心主任泰勒·米勒直率地坦言道：“在政策变化方面，我不认为我们看到中国做出了重要的改进。”但是，米勒接着善意地表达了他的期盼：希望看到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分值能够提高10到12分，甚至15分，这样便能进入“适度自由”的第三层级。不过在我看来，米勒先生的希望多半是会落空的。因为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提升空间，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所限定的。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国有经济为主导”这两条本质特征，则居于官方“不该改、不能改的”核心部位。
米勒先生还希望中国能看到，美中贸易争端中美方提出的要求，其实将惠及中国经济，促使中国实施改革。有人认为，米勒是在居心叵测地忽悠人。但我认为不是，米勒是好心好意地在说大实话。的确，如果将美方对中方提出的“结构性改革”要求付诸实施的话，定能惠及中国经济，增进国民福祉，并使中国的经济自由度产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然而在这件事上，好心并不管用，甚至还会被当成驴肝肺。这是因为，美方的上述要求是排在官方“坚决不改”名单前列的。赵家人太明白了：那些以自由、平权和公正为主体诉求的“结构性改革”，明显危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宪法地位，危及必须确保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危及“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安身立命之处。一句话，危及赵家至上的特权原则和赵家的根本利益。
在经济领域中，存在品种多样的各式排名。而在各类排名中，我最为看重的，乃是经济自由度排名。因为我确信，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我的上述信念，既是出于自然天性，也是出于对《论自由》一书的作者约翰·密尔、《自由的历史》一书的作者阿克顿和《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作者阿马蒂亚·森所持见解的高度认同。
2019年1月29日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