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个决议的产生，只有在人类的人权时代才有可能。
在君为臣纲的君权时代，专制权力在“内政”问题上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它制定、颁布不公平不正义的明规则，不会触及红线；不仅不触及，还是奉天承运，天经地义。它实施、通行远比明规则更不公不义的潜规则，不会触及红线；不仅不触及，还安之若素，毫不脸红。它打压、镇压不满潜规则的抗争行为，不会触及红线；不仅不触及，还可以不择手段，毫不手软。那么，专制权力有没有不能触碰的红线？通常情形下，专制权力不得不为自身设定的红线是：不能突破允许老百姓当上奴隶的潜规则，不能把人逼到连奴隶也做不成的地步。触碰这条红线，专制权力就快歇菜和翻船了。
在君权时代，父为子纲的父权和夫为妻纲的夫权，也牛得很。动用家法责罚家奴、家丁甚至家人，完全是一家之“内政”，外人不得干涉。“家庭暴力”的行使，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旁人无可置喙。
人类迈进人权时代之后，一切恃强凌弱、具有侵犯人权本性的权力，就不再享受免遭谴责、干预和制裁的特权了。也就是说，人权原则为一切权力设定了禁飞区，无论是父权，夫权，部落权，还是地方政府权力和国家权力，都不准侵犯和践踏基本人权。就权力运行的空域而言，权力不得触碰的红线大大内移了，由不能突破让老百姓当得成奴隶的潜规则，变为不准侵犯和践踏基本人权。这条红线，对一切权力给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合理和到位的约束，将权力的作恶空间在原则上紧缩为零。家长还是家长，但家里不能再有家奴和家丁，家长也无权侵犯家庭成员的人权，不能有恃无恐地施以家庭暴力。如果胆敢犯禁触碰红线，就再不是什么外人只能袖手旁观的“家政”和“家务事”。情节严重的话，警察可以合法地破门而入，以“野蛮入侵”进行强制干预，直至追究家长的罪责。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不能侵犯和践踏国民的人权。如果一国的国民还处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或处在只能做臣民不能做公民的时代，该国政府就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其侵犯、践踏人权的行为就再不是什么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只能坐视不管的“内政”。如果该国政府竟然还敢动用军队屠杀本国的平民，那么，地球村村委会——联合国安理会，就有权坚决干预，实施各种制裁，直至动用军事介入的手段加以断然阻止。
人权为权力设定禁飞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对此多少还算是明白和在乎的。他面对坚决要求他立即下台的抗议民众保证：埃及的解放广场不是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军队不会屠杀平民。与埃及最后的法老相比，在位42年的利比亚最高统治者卡扎菲，却对首都的黎波里绿色广场上的和平示威者发出威胁：“（北京）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坦克开进去对付示威民众。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要尽全力保持国家统一。站在坦克前面的人，都被碾得粉碎。中国的完整和统一，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这位独裁者果然不开玩笑，视人权和人命为草芥，动用直升机飞临广场上空大开杀戒，不惜将利比亚民众淹于血泊之中，来全力保持他独裁统治的完整和统一。
卡扎菲的这一“内政”暴行，激起成建制的利比亚武装部队的起义，也理所当然地招来联合国安理会的两个制裁决议。决议表明：在人类的人权时代，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都无权屠杀本国的平民；屠杀行为决不能被坐视，而要被强行中止；屠夫的反人类罪行要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在3月17日的安理会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何兰•朱佩说：“我们不能允许这些战争狂人施暴。我们不能抛弃平民和受到残酷镇压的受害者。我们不能允许法制和国际道德遭到践踏。”朱佩的这番话，道明了人权时代地球村村规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人权原则为一切权力设定禁飞区，这是人类文明的划时代进步。然而，权力禁飞区在全球范围内的真正确立，需要地球人付出巨大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好几拨波澜壮阔的民主化浪潮之后，宪政民主政体在这个星球三分之二具有不同国情的广袤地域之上，建立起来了。不过，时至21世纪的今日，还有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的政府，依然不尊重、甚至藐视人权原则下达的禁飞令。他们的挡箭牌，还是无视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的、老掉牙的“国情特殊论”。他们搬出“五个不搞”，或“六个不搞”，就是执意抗拒人权禁飞令，维护权力胡作非为的“乐园”，使国人欲做公民而不得。这些国家中，认同人权禁飞令的力量在艰难地成长。当这种健康力量强大到足以抗衡和压倒抗拒禁飞令的腐朽力量时，人类文明整体又将跨入一个伟大的新纪元。
2011年3月28日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