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30周年了。
30年后的今天，一个关于六四的重要史实值得我再次对其聚焦、将其剖析。这一事实是：把六四事件定性为“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中国政府，一直怕六四、躲六四；除了在极个别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去触碰六四，提及六四。我在《重要的是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石——六四5周年感言》中曾写道：我揣摩当局的心态，是巴不得每年的日历从出厂时就没有6月4日这一页。30年来的史实表明，他们的心态还真就是这样的。
极度怕六四躲六四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因为“事已做绝”（李锐语），且做得很无耻，故而心亏得慌，“何以对天下”（李锐语）。
当年的中国政府，对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请愿和抗议很不爽，很恼火，一心想把他们收拾掉——这是谁都知道、也是不难理解的。出于对“历史没有如果，但反思历史不能没有如果”的理性认知，我想说，如果当年是动用棍棒、高压水枪和橡皮子弹去实现“清场”的，则他们的亏心程度势将大为减轻。而如果当年是直言警告“你们还赖在广场上不走，我们将子弹伺候！”后再开枪杀人的，他们也不至于亏心到如此之地步。编织弥天大谎“发生反革命暴乱”，将其加罪于手无寸铁的民众后再挥刀屠城——这种杀人的亏心度，深不可测。
干坏事的人心亏得慌，决定了无论他们多么处心积虑地掩盖真相、抹去记忆，把六四弄得似乎从未发生过一样，正义的历史法庭也必将会呜锣升堂，标志历史转捩点的历史大审判也必将会到来，虽然现在还未到来。
六四事件后，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曾在《纽约时报》上以“中国将永远不再一样”为题撰文，表达了他对六四屠杀的震惊。他在文中痛切地写道：杀害学生和市民让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希望的一代人心碎。而今天我要说的是，杀害学生和市民也使“谋求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政治主张，从此成为八九民运不少参与者和其他人士的核心诉求。
在八九民运中，要求共产党“反腐败、反官倒，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是绝对的主流政见，只有很少很少的参与者认为“共产党必须下台，一党专政必须让位于民主宪政”，并且他们几乎都只是私下而未曾公开表达过这样的政见。
六四屠杀之后被迫流亡海外的八九民运参与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制度根本变革论者。
中国国内异议者群体中的八九民运参与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制度根本变革论者。
中国国内并未成为异议人士的八九民运参与者，如《爱尔镇书生》的作者曹旭云等，成了制度根本变革论者。
赵紫阳、鲍彤、胡绩伟、李锐、朱厚泽等，成了制度根本变革论者。
《零八宪章》发起者、签名者群体中的八九民运参与者和未参与者，无一例外都是制度根本变革论者。这是因为，《零八宪章》直言不讳地要求“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要把中国“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
中国的制度根本变革论者持有一些很基本的政治信念。在六四30周年到来之际，我特别想言说其中的两个基本信念：
一、中国大陆民众不是只配永远生活在专政制度下的人类族群
虽然与台湾民众相比，与韩国民众相比，与前苏联和东欧的民众相比，中国大陆民众在实现民主转型的历史征程中落伍了，但是，他们同样会愈来愈明白，宪政不是将陷中国大陆于万劫不复之地的洪水猛兽，而是彰显现代政治文明精华的良好制度安排。与地球上的其他人类族群一样，中国大陆民众同样有资格生活在宪政制度之下。而中国大陆民众也迟早会历经万难，在中国大陆上建成合格、健全的宪政制度。
二、用宪政取代专政，才有可能使中国从一个创新能力深度匮乏的国家，变成拥有丰沛原创驱动力的国家。
在2018年学生毕业典礼上，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晓教授作了一个很不错的讲话。就“围绕创新问题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他直率地坦言道：在国家层面，我们必须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和制度安排。接着，他进一步论述了问题的要害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本质是什么？二十几年前我就提出是制度竞争，即看谁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因此，改革那些阻碍创新的制度安排，创建更加包容、可以自主经营、自主选择和自主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身在体制内的李晓先生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应当说是颇为难得了。然而，中国的制度根本变革论者自然更能把李晓不想说或不敢说的话说透、说清楚、说到位。他们早就明确认定，“那些阻碍创新的制度安排”正是一党专政的基本社会制度。而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李晓先生所钟情和心仪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乃是无法创建出来的。
六四事件30周年了。作为一个愿意也敢于直面六四的人，写下自己心中的一些感言，或可视为家国情怀的一种表露；不过，也更是对至今不能安息的六四英魂的一种祭奠吧。
2019年5月28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5月29日播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