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上的宪政言说和宪政要求，虽然比较边缘化，但它们的存在，已经有些时日了。一直以来，官方对其所采取的态度是：不搭理、不回应。
我认为，在理论上或逻辑上，官方还可有另外两个选项：
一是像把玩“民主”、“法治”那样，给宪政也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从而将“社会主义宪政”作为一党专政的最新饰品，以充政治公关之需。
二是干脆亮明旗帜，反对宪政、拒绝宪政，将宪政言说列为禁忌。现在可以确认：从《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中国梦 宪政梦”胎死腹中发端，到5月下旬以来主要官媒连锁发力炮轰“宪政”，这一态势清楚表明，官方已将上述第二选项作为其应对之策点击实施了。
在整整一年前写成的《宪政共识依然有待建立》一文中（自由亚洲电台2012年6月29日播出），我曾经坦率地表达过自己的纳闷：“这类政体高唱建设‘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已近一个世纪，从反对市场经济到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已20余年，却不知为何时至今日，仍然没给宪政行加冕礼，给它带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让宪政与社会主义实现‘有机结合’，从而践行‘社会主义宪政’之伟业。我猜测，他们不是谋定而待动，而是举棋不定。
我进一步猜测，举棋不定的原因是，他们也在琢磨：这种反对三权分立和剥夺反对党存在权利的、一把手说了算的‘宪政’，还能好意思称其为宪政吗？”如今谜底揭开了，他们不再举棋不定，而是拿定主意了。在来自西方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宪政这五个核心理念中，官方先后策略性地借用了其中的四个，但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理念——宪政，决不能再借了；不仅不借，而且要在一党专政的“上甘岭”上，以“三个自信”全力构筑抵制宪政的防火墙，将冷战的残韵弹奏到底。
应当说，中国官方的这一立场，与世界上其余四个通过宪法明确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像中国一样，朝鲜、老挝、古巴和越南都有宪法，但都决不自称是宪政国家，尽管他们都大言不惭地自称是民主国家。例如，朝鲜自称是“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与此相一致，世界上一百多个宪政国家中，也没有一个国家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难怪郑志学要说：“宪政”主张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党建》杂志，2013年第6期）。
当今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政权，总共只剩五个了，称之为濒危政权，可谓恰如其分。那么，这类珍稀政权除了各具特色之外，它们的共同本质特征是什么？我认为，对它们本质特征最为贴谱的概括，当推“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不搞两院制，不搞私有化。在这里，我将吴邦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示的“五不搞”作了一点小变动。
显然，任何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能看到，上述“五不搞”中的一党享有垄断执政特权，反对党不能合法存在；不通过自由、公正的大选来产生民意代表；不分权制衡和司法不独立，就是为权力的不受制约和限制大开绿灯，从而势必与宪政迎面相撞、格格不入，水火不容。顺便说一句，中共建政以来前后两个30年，尽管存在显著的不同之处，但它们共同的本质特征就是“五不搞”；在这一根本点上，它们决不互相否定，而是一脉相承，抱团肯定。
倘若有人叩问：地球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主义？我的答复是：它就是“五不搞”主义，也就是反宪政主义。这一主义不仅在制度实践上具有刚性特征，而且冠冕堂皇地为这些国家的宪法所背书。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灵魂和核心，就是其序言和条文所首肯的“五不搞”；这类国家官方嘴里的依宪治国，其第一要义就是依“五不搞”治国。至于宪法条文中写上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的自由；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等等是干什么用的，你懂，我懂，地球人都懂。
我手头正好有一个最新的案例，可用来说明中国宪法第35条有多弱势和疲软，而中国刑法第105条第2款，其毒焰和淫威又是多么嚣烈。江苏常熟的顾义民先生依宪法第35条行事，纪念林昭，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希望了解六四事件真相，何错之有？何罪之有？！但是，警方以“五不搞”的御林军——刑法第105条第2款为依凭，给他扣上“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吓人帽子，于6月2日将顾义民刑拘，并于6月14日将其逮捕。在这一最新案例中，践行宪法权利的顾义民遭遇宪法灵魂“五不搞”的狙击而中枪；他被关进常熟市看守所铁笼子的残酷事实，为习近平“宪法的生命与权威在于实施”给出了相当权威的注解。
在这场不期而至的反宪政风波中，有一点比较突出，那就是春秋笔法不多，论战各方都力求把话挑明，把纸捅破。我认为这是好事一桩。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就是想把话挑得更明些，把纸捅得更破些。我要直言不讳地说，“五不搞”之下决无宪政，“五不搞”之下人的权利和尊严决无保障；要宪政，要权利，要尊严，就是要将反宪政的“五不搞”变为宪政之“五要搞”——要搞多党轮流执政，要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要搞三权分立，要搞两院制，要搞私有化。这个“五要搞”，加上要搞联邦制，正是《零八宪章》之精义。20多年前，当前苏联、蒙古和东欧国家从“五不搞”走向“五要搞”之际，就是它们从反宪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宪政国家之时。有迹象表明，在硕果仅存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南可能会率先迈开步子走向“五要搞”——不妨让我们拭目以待。
六四事件24年来，在中国这片历尽沧桑的土地上，总是有人对铁心奉行“四个坚持”、“五个不搞”的统治集团心存幻想，时不时地将“党内民主先行论”、“法治先行论”和“宪政先行论”这类乌托邦构思、童话式想像，一厢情愿地当成可操作的方案拿出来，乐此不疲，难以自拔。他们中的一些人，企盼“大陆蒋经国”的情结浓得化不开。盼邓经国不成，就盼江经国；盼江经国没戏，就盼胡经国；盼胡经国告吹，就盼习经国。试想，如果这一次官方不是撕破脸赤裸裸地反宪政，而是笑嘻嘻地让胡锡进们将中国梦诠释为“五不搞”前提之下的“社会主义宪政梦”，真不知还会有几多骚人墨客吟诗作赋，几多文学大师争相抄录，几多善谋之士漏夜献策？
我真诚地希望，这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反宪政风波，能使那些还“做着渐进改革玫瑰梦的人”（王天成先生语，参见其力作《大转型》第159页，香港晨钟书局出版，2012年5月）真正清醒过来，挥别梦幻，驱离恐惧，在临近大变革前夜的中国，以勇于和善于进取的精神气质，发现和释放自身的潜力，成为推动民主宪政大转型的正能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