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0日，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刘怡对中国互联网风云人物马云作了专访，该报中文网于7月13日刊出相关访谈笔录，内中引述了马云的话：
一家公司的CEO，无论是阿里巴巴事件也好，无论是支付宝的拆分也好，你在这个当口上，好像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混日子，那谁都可以不做决定的，那就这不叫管理了。
马云这段话激起千层浪之后，美国《华尔街日报》根据阿里巴巴集团提供的录音材料，于7月22日刊出马云谈话如下：
一家公司的CEO，无论是阿里巴巴事件也好，无论是支付宝的拆分也好，你在这个当口上——好像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选择——我上次讲的，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因为你不做这个决定麻烦就大了。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混日子，那谁都可以不做决定的，那这就不叫管理了。
对照上述两个版本，《华尔街日报》版比《南华早报》版多了两句话：“我上次讲的”，和“因为你不做这个决定麻烦就大了。”鉴于迄今未见《南华早报》编辑部对《华尔街日报》版提出异议，我将怀着应有的善意，把《华尔街日报》版作为依据，来展开自己的分析和论述。
7月13日的《南华早报》版，让人们板上钉钉地见识的是那样一个马云，他以堪比当年何新的调门，高分贝地赞扬邓小平的六四镇压决策。那样的一个马云，其引爆众怒、自招拍砖，乃是当然之事。而审视《华尔街日报》版，则的确存在对马云的本意作出不同解读的空间。因为他“上次讲的”，很可能就只是指他本人于2011年所作出的商务决定，那个决定“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这样一来，说马云无耻地赞扬六四屠杀“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说他这么做是向当局刻意示好、出卖灵魂，的确就站不住脚了。
除了多出那两句话之外，《华尔街日报》版的其余内容，可以说与《南华早报》版完全相同。那么，《华尔街日报》版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马云呢？《华尔街日报》版清楚地表明，对待六四镇压，马云并不持谴责反对的态度，而是持理解肯定的立场。
关于这一结论，谁都能从文本本身直接读出来；此外，还可加上一个至为简单的推理：如果马云对六四镇压持谴责反对的态度，他怎么可能在刘怡仅仅要他在商言商的时候，主动地去拉一党专政大师——邓小平为自己站台呢？
六四事件24年来，人们并未见到中国当局对六四镇压怀有什么罪感；但是，官方那一付干了缺德事、亏心事因而一直躲闪、掩盖六四的样子，是任谁都能看出来的，智商不低的阿里巴巴前首席执行官马云当然并不例外。然而，在公开场合一向对六四三缄其口的马云，这一次为什么会主动去触碰六四呢？
《美国之音》的海涛先生对此给出了他的看法。
海涛说，在阿里巴巴集团筹备海外IPO时期，马云这个精明的商人故意去触碰六四这个敏感话题，是他惯用的一种吸引眼球的商战公关策略。我和海涛是多年的老朋友，不过，我愿意坦率地说，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更为可能的是，马云在接受系列专访自诉心曲而致弦动情动时，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不经意间滑离在商言商的既定套路，脱口而出，直触六四。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马云对邓小平六四决策的肯定，是心血来潮时的突发之念；相反我认为，这是他内心早有定评后的真实流露。我相信，他在私下场合早已作过类似的表述。
关于邓小平的六四决策，我和马云一样，也早有定评，并有公开言说。不过，我的认知与马云的认知根本不同；我认为，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去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任何理由，也不能找任何借口。我的论证就是一句话：如果为了局面的“稳定”，邓小平可以下令清场，那么，为了人种的“优化”，希特勒岂不就可丧心病狂地剿犹灭犹？！
人类文明已经迈入这样的时代，在对种种深重的人性灾难进行深刻反思之后，一种普世的共识已在全球形成和传播，那就是：每一个人仅仅作为人，就应享有不可侵犯的尊严和权利；不能允许任何人以各种崇高的名义去践踏人的尊严和权利。
不少人都在说，当下中国迫切需要达成基本的民间共识。我认为，上述共识就是最为根本、最为紧要的了。而且我确信，这条共识在中国的真正确立，将成为中华文明进化史和复兴史上一块空前伟大的里程碑。
试想，当这条共识被确立之后，文革那样的极权灾难还会被遗忘和扭曲吗？还会有那么多国人为文革叫好和招魂、为薄熙来鸣冤叫屈吗？当这条共识被确立之后，六四镇压那样的反人类罪行还会被掩盖和淡化吗？还会有马云等人为其涂上“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油彩吗？当这条共识被确立之后，还会有迎合当局、舔菊权贵的胡鞍钢等“学者”公开为“集体总统制”唱赞歌，为“人民社会”披彩袍吗？……当这条共识被确立之后，还会有那么多国人去做明君梦、清官梦和侠客梦，而不是去做公民梦、自由梦和宪政梦吗？
最后，关于“麻烦”问题，我的看法也与马云截然不同。我认为，只要一天不确立上述基本共识，不解决“中国现代性的最根本问题，即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问题”（郭建教授语，见《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第39页），中国的“麻烦就大了”，就会一直很大，很大。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