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我读了余东海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怀念刘晓波”。东海先生在文中说：哪里是我的祖国，哪里就必须自由起来。他还说：“让祖国自由起来，是我们这些后死者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责任。”东海先生所表达的心志，对我的脾性，对我的胃口。
前些天，我又读了野渡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那个打捞光明的结巴”。野渡先生在文中坦陈的“这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它自由”之信念，再次激起我的共鸣，并引发我的命笔。
在自由与祖国的关系上，有一句话是深为打动人心、一直不胫而走的；那句话就是美国近代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Where there is liberty, there is my country）。按我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勇于追求自由的人，为了能享有做人的基本自由，尤其是为了摆脱严酷的政治迫害，他有权去国；这种去国，理直气壮，无可非议。即便他随后入籍他国，也同样理直气壮，无可非议。很显然，对于这种去国之人，“叛国”的帽子根本扣不上，“有奶便是娘”的指责，也完全站不住脚。爱因斯坦于1932年12月离开德国去美国，1935年5月正式提出定居美国申请，1940年10月入籍美国，1955年4月18日他的骨灰撒在美国——对此，除了纳粹政权和极少数脑子大量进水的人外，还有谁会说爱因斯坦是一个可耻的“德奸”，是一个人格上很不足道、谁给好处就投靠谁的见利忘义之徒？
从义理上讲，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不自由的国家，还存在由专制政权所施加的政治迫害，“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句话，就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然而，我说这句话没有过时，并不等于说人们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尤其是在地球上的右翼极权已经消失、共产极权已经蜕变为后极权的时代，人们作出其它选择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就我而言，我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去国抉择的同时，十分赞成和认同余东海、野渡的选择。多年来，我的志向、我的言说和我的行为是一致的，它们三者所表明和体现的，都是一个主旨：这里是我的祖国，这里就应当自由起来。
我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它似乎显得高尚些，而是基于现实的考量。我从不相信大陆中国人不配享有基本自由，也清楚心中向往自由的大陆中国人，事实上多得不可胜数。倘若世界上的自由国家不加限制、不设门槛，对前去移民的外国人能够统统照单全收，我想，保不齐会有高达上亿的国人跃跃欲试，将愿景化为行动。然而，世界上的自由国家虽然决不会设置禁锢本国国民的柏林墙，但无一例外都有入境限制和移民限制。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如有些人指责的那样，表明他们对人权原则的伪善和背离。这是因为：如同公寓处于管理者的监护之下和小区处于物业公司监护之下一样，自由国家处于其民选政府的监护之下。谁都知道，外人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公寓，更不能不受限制地留宿公寓；非小区业主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小区，更不能在小区空地上搭建小木屋供栖身之用。依据同样的道理，外国人也无权不受限制地进入任何他们想去的国家，更无权不受限制地成为他国的成员。入境限制和移民限制的严格存在，决定了不自由国家中能够通过去国获得自由的人，只能是占比极小的一部分人。于是乎，“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的名言，就不可能落实到不自由国家中绝大部分追求自由的人身上。
哪里有自由，但哪里我去不了，怎么办？
如果未曾绝望，如果不想苟活，如果依然想享有自由，那么就将自然地导向如下选择：这里是我的祖国，这里就应当自由起来。
诚然，让祖国自由起来，实非易事。但是，难，就不做了么？近200年来，在世界上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自由起来的国家，有哪一家碰上的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的历程？
有人说，让中国自由起来，更难。然而，更难，就要放弃吗？就要认命吗？就只能交由上帝或上天来解决吗？
更难所造成的，很可能是我们自己无法亲眼见证中国实现自由起来的全过程。但是，我们的后代呢？我们的后代会不会是壮丽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弄潮儿呢？
我相信是。
2019年7月30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7月31日播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