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后极权制度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生活在谎言和恐惧之中，请看哈维尔对此所作的真切描述：
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恐惧丢失自己的饭碗；学生则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说教，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由于恐惧说“不”会带来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官方）推荐的候选人投赞成票，并且假装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人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这种活法憋屈、窝囊，这种现实畸形、荒诞。哈维尔认为，这一切必须改变。那么，如何改变？哈维尔给出的答案简单素朴，但不同凡响，直指人心。他既不主张等待本国的救世主出现或外国的救世主降临，也不主张设法撤离无道之邦，而是坚决主张：就在后极权制度之下改变自己的活法，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让自己生活在真实中。哈维尔认定，人们以良知激发勇气，勇气驱赶恐惧，就能够挺起腰杆，换一种活法。不过他同时强调，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干”，承担相应的风险，担负自己的责任。换言之，哈维尔具有这样一种睿智的洞察和坚定的信念：后极权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凭良心说真话、做实事，每个人都应当也可以成为有姓名、有个性、有责任、有尊严的人。这样的民众，不仅可以使后极权机器运转不下去，也将会有力地支撑建立在道德和责任之上的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
今天，依然生活在后极权社会中的中国人，在洞悉生存意义的先知哈维尔驾鹤远行的时候，什么才是寄托我们的哀思、表达我们追念和崇敬之情的最好方式呢？我以为，最好的方式当是：重温哈维尔的核心主张，倾听哈维尔的智慧声音，并努力践行之。
当下中国，不少人已经敢于、也已习惯于匿名说真话。与匿名也不敢说真话的极权时代相比，这无疑是一种人性的舒展、活法的改变和社会的进步。我完全相信，在网上匿名说真话的人，其实是很想真名实姓站出来说真话的，只是他们担心实名言说会较快惹上麻烦，甚至遭至打压，因此才来个“后台匿名，前台昵称”。虽然从根本上说，匿名说真话并不保险，但是我很能理解他们的考量：某条言论被查证、落实到真身头上，毕竟费用高、代价大，因此相对实名说真话，匿名言说自然安全性高一些，腾挪空间大一些。
从匿名说真话到实名说真话，尚有一步之遥。这一步，是跨，还是不跨？是现在就跨，还是明天再说，或竟等到“有朝一日”？倘若听哈维尔的，信哈维尔的，那就是跨，就是不再纠结、不再等待，今天就跨。这个跨就是自我要求，自激勇气，亮明真身，说出真话。从舒展人性、改变活法的意义上，跨一步天宽地阔。跨出这一步之后，所谓微博实名制还是问题么？跨出这一步之后，微博实名制这只河蟹又能起什么悲催和震慑作用？！对已经想清楚什么是无权者的权力，并决意生活在真实中的人来说，你不实名我还实名呢，因此面对实名制就自有一份坦然和淡定，甚至还会有一种正合吾意的心动和欣然。更不用说，实名制还将使马甲等身、见利忘义的五毛党和各路水军、僵尸粉一样，日子越来越难过。顺便说一句，在纸媒体和电子刊物上用笔名发表东西的作者，他们在后台都是报了实名的，否则便拿不到稿费了。那么，微博实名制或网络实名制有其软肋或死穴吗？有，那就是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我以为，微博实名制的存废，恐怕将仅仅取决于用户信息是否不被泄露、不受侵犯。
从匿名说真话到实名说真话，是一种质的飞跃。不过，同样是实名实说，还有一个勇气大小、代价轻重的问题。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信条的高风亮节之士，在任何民族中都是极少数。甘冒坐牢风险说出真话冲击言禁的人，在任何民族中也都是少数。四川的陈卫先生，他在看守所里毫不奢望当局会和他“良性互动”，他想到的是当局的恶性打压，会判他9年有期徒刑。他的态度是“求仁得仁”，为了寻求和实现生命的意义，他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贵州的陈西先生因言获罪，于2011年12月26日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而在这之前，陈西先生已经在后极权的铁窗之中度过了13个春夏秋冬。在法庭上，陈西先生宣告自己无罪，并申明“不再上诉”，不想陪他们再玩一场司法的把戏了。不必讳言，对大多数人来说，难以做到像陈卫先生和陈西先生那样，充分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直言不讳地批判后极权统治的根本弊端，鲜明表达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认同和追求。然而，他们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他们能做的，是有一分勇气说一分话，有几分勇气说几分话；无论是在墙外还是墙内，网上还是网下，说出自己想说和敢说的真话，承担相应的风险，负起能负的责任，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缩小苟活的份额，提升生命的质量，活出应有的尊严。
实名说真话，出自平凡的良心，具有内在的穿透力、感召力和呼唤力。一部分人率先这么做了，必将唤起更多的人也这么去做。这个硬道理，不会只在捷克管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就不好使。我深信，中华大地上实名说真话的人愈多，靠恐惧、谎言和收买来维护统治的人就愈不好混，超稳定的改朝换代模式就愈难延伸下去，今后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愈能获得坚实的支撑。
2011年12月28日 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