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之夜，“雄关皓月，长城之约”北京长城文化节居庸关主会场活动暨“居庸山月”中秋诗歌晚会在居庸关长城脚下盛大呈现。
中共官媒对此活动予以长篇报道，网上也有视讯播放。官媒报道说，本次晚会以“月满居庸关，天涯共此时”为主题，包含雄关月韵、乡关何处、山河共梦三个篇章，共十五个节目。晚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情感核心，通过国风歌曲、少林武术、民族音乐、历史故事、诗歌朗诵、器乐演奏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展示以“天下第一雄关”居庸关长城为代表的“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景观”。
官媒更形容，晚会“以城墙投影秀开场，序幕拉开，音乐响起，激光精细地雕刻出居庸关的轮廓，随后静默的石砖复苏，形成居庸关、山脉、明月等形态，将古老的长城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中国不是没有现代科技，但在中国现代科技却被用来炮制木乃伊和裹脚布。
官媒还总结说，晚会“以长城为媒介，以文化为纽带，用富有时代感的视听语言，向全球观众展现跨越千年时光蜿蜒而来的巍巍长城，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也就是说，中共重新将长城当做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象征物。
与晚会相配合的还有一场文化沙龙，围绕“关隘文化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主题，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作主旨发言。专家学者当然个个都对长城及其文化内涵赞不绝口。
1980年代，那个中国最接近民主自由的时代，电视政论片《河殇》破空而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破除代表蒙昧主义的黄河、黄土、龙和长城的图腾地位。我就是被《河殇》启蒙的一代少年人之一。我记得当时自己还是初中生，每天晚上与全家一起熬夜观看《河殇》——中宣部只允许央视在午夜时分这样的“垃圾时间”播出，殊不知《河殇》仍然创下那个时代收视率的最高峰。
《河殇》中有一段解说词，对我而言简直是振聋发聩：“有了城防，对外可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劫掠，对内则产生一种凝聚力，把城内的人民压向一个权力核心。因此，谁修了长城，谁好像就拥有了长城以内的土地，山河与人民，长城也就成了他家的院墙。”也就是说，长城从来都是秦始皇的长城，而不是孟姜女的长城。
当年那些率先睁眼看世界的自由知识分子，要么进监狱，要么流亡异国他乡。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又开始唱起了老调子——在“居庸山月”晚会上，专门安排了这样一个节目：“五代长城守护人”深情寄语，教诲年轻一代传承并发扬“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精神。统治者最乐于看到的情形是：孟姜女不再哭长城，孟姜女也来膜拜长城。这样，统治者才能放心大胆地在中国修筑和增高第二道长城——网上的长城（所谓的“防火墙”）。
中国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有时候，你以为已经向前推进了一大段距离，但当你停下来定睛一看，就突然发现，一切都又回到了起点。你以为已经告别了毛泽东和文革，但毛泽东仍在天安门城楼上俯瞰着芸芸众生，升级版的文革再度粉墨登场。你以为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了，然而每个中国人的头脑中，仍然还矗立着一道牢不可破的长城。如果用已故香港作家倪匡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就和非洲的食人族一样，派很多子弟去英美留学，然后再回到非洲。现在的共产党改穿西装，用刀叉吃起人肉了。长城就是这场巨大的人肉宴席的一道屏风。
甘愿为奴的人民，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多年后，《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至于长城，其实是一个很浅近的图腾，在历史上找不到什么描述。对它大概只能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它成为从历史上借来的‘抵御外寇’的一个符号。可是如果你梳理一下历史，会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是个错觉。满清八旗就是踏破长城，灭了朱明。这个明长城，还比早先那个秦长城，退缩了一千华里，哪里谈得上‘抵御’？黄仁宇说‘十五英寸降水线’是农耕文明的边界，正好跟明长城重合。最妙的是，一部关于长城的电视片里，又在陕西的长城拍到了‘华夷天堑’四个字！”
在中共的民族主义叙事中，长城这一文化图腾的内在矛盾被悄然抹去：长城历来被视为华夏与蛮夷的分界线，但长城并没有在军事层面起到防御作用，蒙古人和满族人轻而易举地突破长城，将汉族聚居的“中国”当做殖民地。在此意义上，长城与二战时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一样，是汉民族的耻辱柱。
然而，中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使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顿时天下无敌：中共御用历史学家们大肆炫耀满清帝国将明帝国的疆域拓展了两倍，将长城之外的大片疆土纳为己有。中国各色人等都推崇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却又不提康熙以胜利者和殖民者之姿说的一句名言：修筑长城，实属无益。
这种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历史观，却成功洗脑了一代代中国人，让他们在各自的长城内，画地为牢，自愿为奴。当中国人歌颂长城时，同时也放弃了对自由的渴望。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安排客人行程。参观长城是不可或缺的旅游节目。2月24日上午，尼克松与夫人在长城上漫步的场景，成为中美关系转折的象征，这一幕本身就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反讽。
尼克松是一个善于塑造公众形象的政客。随行的美国记者发现，惯于操纵媒体的尼克松将长城当做其表演的背景，“总统的视线透露了他知道每台重要摄影机的位置”。尼克松一度被宏伟的长城震撼得说不出话来，停顿几秒后对记者说：“我想你也只能下这样的结论：这是一座伟大的长城。”尼克松还说，毛主席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现在我们都是好汉了。
尼克松不知道另一个细节：2月23日晚上和24日清晨，在从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到八达岭长城长达八十多公里的公路上，无数北京市民和农民被紧急动员起来扫雪，北京市派出全部洒水车在沿途撒盐水帮助化雪。西方媒体记者估计，当时至少有数十万人被动员起来为尼克松扫雪。
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可以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方式接待外国客人。美国人做不到的事情还有：中国政府提前几天清理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各色人等，并将景区对游人关闭一天。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和群众被组织起来，假扮成游客。这些冒牌的游客本身就构成另一道密不透风的长城。
美国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海洋国家，美国人无法理解长城内安土重迁的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尼克松既看不懂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无法理解长城的真实内涵——尼克松以为他可以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让美国“不战而胜”，殊不知，周恩来含笑看着他在长城上艰难攀登，心里早已打好算盘：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一定行不通。多年后，周恩来的继任者杨洁篪与美国人谈判时，怒气冲冲地表示，“二十年前，中国人就不吃美国那一套”。
长城的再图腾化，显示中国再度回到闭关锁国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像是一头蜗牛，从硬壳中伸出头来，探视外面的世界一番，又缩回去了。中国以中日战争时代脍炙人口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但经过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和中国本土的白纸抗议活动后，连“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句歌词也成了高度“敏感词”。在中共眼中，这分明就是反贼的口头禅。那么，为了避免沦为敏感词，中国国歌开头的这一句，不妨改动一个字，就能与时俱进，完全契合当下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和境况了：“甘愿做奴隶的人民，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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