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美、中两国元首共举行四次高峰会，人工智能（AI，美国官方称“超级智能”，SI）的发展和监管愈来愈受注目。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之下，舆论反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政府是否应该强化对AI的监管？如不强化监管，AI会不会自我进化而致失控，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第二，即使要监管AI发展，什么样的制度能够同时有效约束美、中两国？一部分专家担心，如果限制了美国，却限制不了中国，会不会让美国目前的领先白白断送，反而让中国成为AI的领头羊，为中国的极权体制再装上一个超级倍增器？
面对这一连串的问题，自由亚洲电台制播了三集视频专题报导。第二集的焦点放在：当AI的能力愈来愈强大，政府势必愈来愈多使用，甚至依赖AI来管理国家，而一旦AI出错或误判时，人民如何“纠AI的错”？当AI让政府愈来愈有能力的同时，一般民众是不是也能运用AI维护自己的权利？
试想，你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网上的发言，被整理成一份政府档案，它是AI整理生成的，还给你标上了“可疑”。你能看到AI的依据吗？如果你认为AI判断有误，又能找谁修改？
2026年10月8日，Claude开发商Anthropic公布更新版使用政策，进一步明确提出：不得利用Claude决定或建议执法及刑事司法部门应该调查、逮捕或起诉谁。公司表示，这并非改变既有执法规则，而是把原有要求写得更明确。更新版定于11月12日生效。
此前一个月，Anthropic发布报告称，发现一个来自中国的行动者利用Claude，将新闻和社交媒体内容整理成舆情简报，按政治敏感程度评分，关注对象包括劳工和学生活动人士，以及台湾的政治活动。公司以“中等把握”判断，操作者可能是为中国政府客户服务的承包商。
从整理公开信息，到评估一个人是否构成风险，AI参与的环节可能不同。但对受到影响的人而言，一个问题始终存在：有关自己的判断，是怎样作出的，又由谁说了算？
从数据“拼图”到事前预测
时事与经济分析专栏作家李厚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AI增强了政府处理已有资料的能力。他说，过去政府收集到的大量数据，并不一定有足够能力加以分析，而AI正在补上这部分短板。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高级研究员埃米尔·迪克斯（Emile Dirks），研究中国政治、警务监控与跨国镇压。他把监控中的数据分析比作“拼图”。
迪克斯说，照片、视频、交通记录、社交媒体等资料，可能被联系起来，用于识别特定人员、追踪行动和分析人际关：“就像拼图一样，把不同的拼图块整合起来。”
2025年8月，中国国务院发布的“人工智能+”意见，将公共安全预警、社会治安管理等列为应用方向，并提出提升监测预警、监管执法和指挥决策水平。
李厚辰关注的变化，是技术用途从事后查找，向事前预测延伸。“不是事后控制，是事前预测。那么事前预测有关于企业的预测，也有关于人的预测。”他说。
迪克斯强调，被称为“预测性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的工具，并不是预知未来。
“这些工具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能进行推断。”他说，推断可能正确，也可能出错，结果取决于资料质量；数据低劣或不完整，也会影响分析。
没有做错，为什么仍要担心？
“我没做错，为什么要害怕？”迪克斯说，他理解这种想法，但并不认同。
在他看来，隐私并不只是违法行为是否被发现的问题。搜索记录、访问的网站、情感经历，以及发给朋友的私人短信，都可能是一个人不愿与他人分享的内容，即使这些事情完全没有触犯法律。
迪克斯更认为，比资料被收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些资料会怎样被解释。
在采访中迪克斯提出一个假设：某个普通人被认定有风险，警方的依据包括其行为、背景和人际关系。当事人认为系统认错了人，或分析存在问题，于是要求解释和纠正。警方可能接受他的说明，也可能继续坚持原有判断。
迪克斯问：“警察掌握的权力很大，但同时他们难免犯错。如果警察认定一个普通人是个嫌疑人的话，这个公民如何为自己辩护？”
在迪克斯提出的假设中，问题不仅在于系统是否准确，还在于：当个人与机构对同一组资料有不同解释时，谁有权决定结果？
法律提供了哪些权利，纠错怎样落实？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通过自动化决策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时，个人有权要求说明，并有权拒绝仅通过自动化决策作出决定。第四十六条还规定，发现个人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时，可以请求更正、补充。
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也受这部法律约束。不过，法律也规定，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所必需的处理，不一定需要当事人同意。民众被告知和查阅文件的权利也有例外。因此具体设想，国家对民众做了一次风险判断，当事人能否知道哪里出了错？找到谁来复核？仍是需要追问的问题。
迪克斯认为，个人面对掌握资料和行动权力的机构，往往处于较弱势的位置，因此需要包括媒体、法律、律师和独立法院等等个人、机构和制度的支持。
“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的话，恐怕这个公民很难为自己辩护。在民主国家如此，在威权国家更加难。”迪克斯说。
AI也可能帮助普通人表达
AI带来的变化，并非只发生在机构一侧。李厚辰认为，它也可能帮助普通人更清楚地讲述自己的处境。
有些人不擅长写作，难以将经历整理成容易被理解、具有传播力的内容。在他的分析中，AI提供的文字、图片和表达工具，可以降低这些门槛，让原本不容易被讲清楚的遭遇，获得更多被看见的机会。
但他同时担心，帮助个人表达的技术，也可能增强审核与限制传播的能力。政府可能更快锁定相关内容，平台上的限流、删除或封禁，也可能影响这些声音能走多远。
“个人到底能不能在这里面获得更好的公共表达的能力，或者公共影响力，这是个矛盾的关系。”李厚辰说。
在李厚辰看来，技术能力增强之后，权力是否受到约束仍然关键。他说：“当权力不受限制的时候，它有了AI之后，只会更快速地找到你，更快速地来对你施加控制和影响。”
从表达自己的经历，到质疑关于自己的判断，两位受访者的讨论最终指向同一个问题：技术提高了处理信息的能力，普通人是否也能获得相应的解释、申辩和纠错机会？
下一篇，我们将转向AI提供的信息：当人们用它了解新闻、查找背景，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