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9日，香港壁屋惩教所一名少年犯遭惩教人员和其他收容人性虐待，导致肛裂、直肠穿孔的案件，首次于观塘裁判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经媒体报导曝光后，曾因参与社会运动入狱的钟翰林、王逸战、陈枳森等多位人士，也于社交媒体发文描述狱中见闻，指出此事仅是“冰山一角”。香港少年犯失去人身自由的同时，还遭受了哪些不当对待？改善少年犯处遇又为何如此困难？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上路、2024年3月《基本法23条》三读通过，对“监所人权倡议”会有影响吗？
“2021年冬天，在我身处的期数（注：狱中类似班级、工作小组的划分）有一名15岁的少年犯被另外一名少年犯用冬青膏搽龟头，以牙刷捅肛门，甚至强奸非法肛交，那名15岁的少年在威逼下不敢将此事告诉家属，直到他不断屙血送医，惩教职员才报警处理。⋯⋯受害者因肛门受伤送往某公立医院治疗，同时，将军澳重案组一队在壁屋惩教所内为相关人士录取口供，发生性侵事件的房间也被警方拉封锁线调查。⋯⋯数月后，警方称证据不足放弃检控性侵者⋯⋯”（撷取自王逸战Facebook）
现年23岁的王逸战是香港本土派学生组织“贤学思政”的前召集人。4年前港版《国安法》通过后，他和伙伴仍持续于街头宣传社会议题、举办摄影展，后来遭警方逮捕，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狱36个月，整整3年，他曾待过壁屋惩教所、赤柱监狱等。首篇贴文发出后，香港惩教署发出声明指王逸战所写皆是“抹黑”。不过，媒体《明报》向香港警务处查证后，警方证实2022年1月30日确实曾获相关部门转介案件，并依涉嫌“向年龄在16岁以下儿童作出猥亵行为”及“未经同意下作出的肛交”拘捕一名19岁男子，但最后没有检控。
王逸战也于贴文指出，香港惩教人员赋予某些收容人有特权"管教"其他收容人，这样具特权的收容人在香港以“B仔”称呼；在专门收容14～20岁男性少年犯的壁屋惩教所，众人都略有耳闻其中的暴力以及性虐待。
入狱时，王逸战于2022年2月因为身体不适就医，在医院遇见同样在服刑的当事人，听见这名少年详述过程。“虽然受害者不是我，但我听他说的当下还是很愤怒。”
“不想挨打，就等着被单独囚禁吧”
除了惩教人员默许收容人霸凌他人，狱方不当对待收容人的事件亦不停发生。
“他（惩教人员）坐在椅子上，对着我们这群人里面其中两个人甩巴掌，（两人）脸很快就红肿了，然后他要我们开始掌掴自己。”
回忆起2020年2月身处香港壁屋惩教所的那天下午，张梓轩（化名）接受《报导者》采访时仍忿忿不平。那时，他和其他6名同一个牢房的室友被惩教人员要求蹲走到没有监视器拍摄的楼梯间集合，接着便是一连串掌掴与辱骂。而事件的起因，是前一天晚上张梓轩与这6名同因反送中运动被还押的室友，一起在牢房里唱起了反送中运动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他回忆，当下很错愕，“一开始以为他只是想念一念我们而已，没想到他真的打。”那天过后，梓轩与同房的少年仍时不时遭到同一名惩教人员掌掴、以手肘用力敲击背部、被铁尺打手心或脚底。
虽然香港《监狱条例》规定狱中人士不得唱歌，但实际上，允许唱歌自娱是惩教所当中不成文的默契。张梓轩质疑，为何其他人唱歌没问题，却只有他们因此被打，“感觉惩教人员好有选择性跟针对性。”
贤学思政前秘书长陈枳森亦于社交平台公开发文指出，他在壁屋惩教所遭惩教人员暴力对待。2020年还押等候判决期间，陈枳森被惩教人员认定“发型不合规定”，和另外一位同房的收容人一起被带去值日主任办公室。到了门口，惩教人员指挥他的室友蹲着走入办公室，并要求陈枳森于门外等候。
关门后不久，陈枳森便听到里面传来室友的惨叫，伴随而来的是一阵阵“碰、碰、碰”的拳打脚踢。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后，室友被带出来，换他被要求蹲着走进去。陈枳森看见里面摆着三把尺，并被要求选一把作为处罚的刑具。他反问“哪一把？”对方冷冷地回他，“不想挨打，就等着被关（单独囚禁）吧。”随后要求他蹲在地上不许起立超过45分钟，期间不停辱骂。
终于获得允许离开办公室后，陈枳森却看见室友再次被带了进去。被命令在门外等候的他听见室友不断尖叫着“不要再打了”，终于出来时，脚一跛一跛的站不太稳。惩教人员则对他抛下一句“他替你挨打了”。陈枳森说，“我很心疼，然后变成很愤怒。这是政府部门，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结束单独囚禁5天后，陈枳森曾尝试向职位更高一阶的总惩教主任投诉，对方却不予理会，“他直接走掉了。”
陈枳森于贴文末写道：“我希望把所见所闻说出来，望大众知道被看见的（案件）只是少数，以保少年犯免受到非人道和私刑的对待。”
狱中暴力事件是“青少年限定”？
翻查过去10年的新闻报导，香港惩教署不断被指控不当对待囚犯，情节轻重程度由辱骂、殴打到性虐待皆有，亦被指默许收容人霸凌、虐待他人。
例如2017年，媒体《香港01》曾推出大型专题，采访50位遭受狱中不当管教、虐待的少年少女，引起时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关注，敦促香港政府设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2018年《关键评论网》采访1990、2000、2010年代入狱的人士，也提出类似控诉。然而，10年过去，香港监所系统当中，依然支撑着类似事件持续发生，成为入狱少年受伤的风险来源。依据香港惩教署网站的公开资料，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关押中的少年（未满21岁）人数占全体人数比例由4%上升至6%；截至2022年底，约有450位少年正被关押。
《报导者》接触同时待过少年、成年监狱的受访者也不约而同地指出，收容人之间欺凌、惩教人员暴力对待的事件，于少年监狱非常普遍，成年监狱的情况便“好”上许多。
因港版《国安法》案件服完刑期，但2023年年底赴英寻求庇护、目前被通缉的前学生动源召集人钟翰林越洋受访时表示，由于监狱当中对于行为有严格规定，跟成人监狱比起来，少年监狱的惩教人员或B仔，很少教导新人如何达成要求，像是如何正确打扫厕所、排列水杯等等：“如果你一直做得不对，他们就直接打。如果又发现你打不还手，那他们就会慢慢增加暴力的程度，因为他们觉得『啊！这个人很好玩，很有乐趣』。”
长期关注台湾监所人权议题、监所关注小组理事长陈惠敏则分析，事件反覆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监狱作为全控机构，是权力畅行无阻、为所欲为之处，加上不断的评分机制、必须24小时相处，让少年之间的欺凌更容易显露：“严格说起来，一般学校里面少年之间的各种暴力、霸凌也没有很和缓，只是没有那么显著，所以也不是因为里面的学生特别可恶。”
张梓轩则观察到，成人监狱当中，部分惩教人员也会担心惹毛黑道大哥，导致个人下班在外遭到帮派报复，形成微妙的平衡。陈惠敏亦持类似观点。她认为，成年人有较多社交经验，懂得采用利益交换等其他方式互动，所以看起来较和平，但不代表完全没有暴力事件存在。
逃离狱中暴力的多重困难
若要逃离狱中暴力的深渊，青少年面临的第一道关卡，是担心遭到报复而默默隐忍。
钟翰林观察，许多默默无名的普通囚犯提出申诉会被忽略，还导致被狱方找麻烦，但如果他运用自身知名政治犯的身分去投诉的话，“至少惩教署会受理案件。”钟翰林告诉《报导者》，他曾在壁屋惩教所尝试帮助一位遭到其他收容人“强迫口交并直至射精”的少年提出投诉，然而，因双方所属不同期数，见面机会不多。一次他探访等候室时偶遇对方，他把握机会上前关心对方“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事情发生了，可以跟我讲，我有这个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
结果少年用非常惊恐的表情看着他。一旁边年纪较长、传闻中是施暴者的收容人更以挑衅地语气对着少年说：“说啊，是不是有人对你不好啊？”少年低声说了句“没有”，话题便到此为止。
根据王逸战贴文，他所接触的15岁少年遭到殴打后，同样担心加害人变本加厉而忍气吞声，直到遭到性虐、需要送至外部医院治疗，事件才被立案。他认为，在里面的时候，和外面沟通的渠道寥寥无几，仅有写信、等亲友探访、等议员探访，但是惩教署人员会审查寄出的信件内容，也会监听亲友探访的对话内容，但凡踩到惩教署红线就会被找麻烦。他写道：“作为平凡人的我难以捉摸惩教署的逻辑，因此每次亲友探访时我都只能说一切安好。”
惩教人员也擅长运用“连坐罚”制造同侪压力，让当事人噤声。陈枳森亦于贴文中提及，他曾在亲友探访时讲述遭受的不合理待遇，却突然被搜查房间，间接导致同房间的室友被关进水饭房（被罚单独囚禁）。
并不是所有少年都能幸运地撑过这段不敢申诉又无处可逃的日子。
张梓轩告诉《报导者》，他在壁屋惩教所还押期间，曾遇到两位分别为14岁、15岁的新进少年，入狱第一天遭到一位经常针对新人的惩教所人员殴打，并命令他们罚抄守则、隔日缴交。其中一位少年因隔日未交出罚写，连续4天被带到楼梯间殴打。张梓轩说，那时候他和其他人依规定待在日间活动室（香港又称班房）里面，职员打人的地方则是日间活动室外面的后楼梯，“我们能透过缝隙看到一点，但主要是听到不断传来的『啪』、『啪』声，很规律的那种。我们会看到他拐着走出来，因为两只脚脚底板都被打。”
第四天晚上张梓轩结束活动回到房间后，听到惩教人员把少年后续情况当八卦分享。该名少年趁着休息时间，从置物柜里开了一瓶全新的清洁剂喝下肚，口吐白沫倒地，被送到外部医院洗胃，后来又转送青山医院（提供法医精神科服务的精神科医院）评估。张梓轩说，“理论上拿完报告后14天，如果没问题，他应该要回来壁屋惩教所 ，但我后来就没有看过他，听职员转述，他进了青山医院后就没有回来了。”
即便少年没有被绝望感淹没，克服恐惧向狱方实名索取申诉表填写，并向香港惩教署总部投诉组（类似台湾监所制度的政风室）提出申诉，还是可能遭惩教署劝退或草草结案。钟翰林便曾遇过，总部到惩教所实地调查、访谈相关人证之前，第一线的惩教人员便威吓大家：“你们什么都没有看见，没有事情发生喔。”
证据取得则是申诉后下一道关卡。根据香港惩教署公开资料，过去5年累计579件由在囚人士提出的投诉个案，当中仅有12件于调查后被认定成立或部分成立，占所有案件约2%。根据4位受访者的描述，施暴的惩教人员、收容人多数清楚监狱当中各式各样的监视器死角，如楼梯间、牢房中的特定区域，多数时候能熟门熟路的避开监视器再行施暴。除非演变成情节重大、需要外出就医、留下验伤报告，否则，不透明的监狱系统中，往往难以保存证据。
不过，在陈惠敏看来，近年台湾狱政改革重点之一，也是努力持续落实监狱透明化。陈惠敏分享，以匿名申诉管道的设计为例，匿名申诉箱的设置地点要确保申诉人不被看见，且只有政风室主任和秘书才能拥有钥匙开启。“不过，他们（狱政第一线）是否落实，我们其实不知道。”
“谁会在太平绅士巡查时举手申诉？”
在台湾，参考英国作法的“外部视察”制度3年多前上路、规范各监所应设置独立的外部视察小组，并由相关领域专家选者遴选视察委员，依法得进入监所实地访谈、访谈机关人员、收容人或相关人员，或要求回覆书面意见，并有权调阅、取得相关纪录，并追踪改善情况。
然而，在香港，“太平绅士巡查制”虽然看似接近外部监察，却时常遭质疑功能不彰。
根据香港《太平绅士条例》第510章，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政务司司长委任的太平绅士，其中一项职责为“确保在囚人士（台湾称收容人）不会被不公平地对待或被剥削权利”。现行规定，太平绅士每两周或每月应巡视一次青少年囚犯的惩教所、中途宿舍（共4间，为励敬惩教所、丰力楼、壁屋惩教所、沙咀惩教所），接受青少年的投诉，确保收容人不会遭到法院判决以外的权利剥夺与不当对待。
然而，受访者均告诉《报导者》，太平绅士来巡查时，根本没多少人敢公开举手申诉，“因为怕被找麻烦。”
其实香港也适用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等且完成相关立法，因而设有《刑事罪行（酷刑）条例》。可是，自1992年以来，香港未曾产生任何酷刑罪的判例，类似案件多以伤害、强制性交等相关条例处理。
与社运交织的监所人权倡议，在国安法下的未来？
回顾香港近年监所人权推动历程，与立法会议员、公民团体（如：青少年囚权关注组等）、出狱的社运人士（政治犯）加入倡议密切相关。包含有2008年法院判定“狱中投票权”应受保障、2016年法院判定要求男性囚犯需将头发“尽量剪短”违反《性别歧视条例》，皆是公民社会争取而来，但并非热门社会议题。
直到2017年5月，改编自真人真事、探讨沙咀劳教中心少年遭受狱方虐待的电影《同囚》上映，引发社会讨论。2017至2019年底，2014年反新界东北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旺角事件的判决结果相继出炉，多名受到香港社会高度同情的社运人士、学者、立法会议员入狱，带动香港社会对于监所人权议题的关注。他们出狱后，其中有人持续关心监所人权议题、与大众分享狱中亲身经历，也成为反送中运动后期大量运动参与者入狱后，持续倡议监所人权、支持被捕者的关键力量。
然而，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通过后，许多人权相关公民团体相继被取消或解散，包含长期关注监所人权的NGO“青少年囚权关注组”、“石墙花”等等，目前仅剩少数组织低调运作。
如今流亡英国的钟翰林说，如果他还在香港，会很担心因此让香港警察逮住机会扣上国安罪名。他说，“我之所以发文，第一个原因，其实也是最大的原因，是我人已经不在香港，不用担心被指控煽动社会仇恨政府之类的罪名。其他人还在香港，我就有点担心他们。”不过，他对发文公开揭露相关情节能促成惩教署内部改变抱持信心。
钟翰林在壁屋惩教所时，曾听一位待过沙咀劳教所同狱友提起，电影《同囚》上映后沙咀劳教所情况改善不少。他相信，即便惩教署对外声称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实指控，“但他们其实好担心公众讨论，相信还是会有用。”
人仍在港的王逸战也于惩教署发出声明指控抹黑后，再次具名发文回应，重申发文原因：希望有关部门能彻查事件，避免有更多人需要承受这种疼楚。他最后写道：“若然没有人选择将真相公诸于众，那么这些在黑暗中的欺压是否并不存在？⋯⋯我相信，真相与爱，定能战胜谎言与仇恨。”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为尊重当事人意愿，张梓轩，为化名受访。